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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特别策划:“老有所依”的中国式尴尬

时间:2013-10-14 09:09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今天是重阳节,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施行后中国第一个法定老年节。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修订“老人法”,设立“老年节”体现了国家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障,也折射出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对于养老问题的全民焦虑。
  “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老人”、“老漂一族”……近年来,这些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凸显出的老人问题迫切待解,而与此同时,诸如“延迟退休”、“以房养老”等涉老新话题又频频触动社会敏感神经,持续引发争议。

  老有所养,需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老有所依,则需要全社会给予步入人生夕阳的老年人更多的精神慰藉和人文关怀。歌词里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想起来很浪漫,却有很多现实的制度困局与社会环境亟待破解和改善。
  又是一年重阳节,中新网新闻中心推出“老有所依”主题策划,从养老政策、精神养老、老漂现象以及老年人的感情问题等多角度切入,深度探讨中国社会养老敬老面临的现实问题。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去。我们在此呼吁社会关注老人群体,是为了我们家中正在老去的父母双亲,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
今天是重阳节,也是中国首个法定意义上的老人节,有关养老的话题备受关注。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情境下,“中国式养老”面临诸多困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养老金面临缺口及保值升值难题……如何破解种种困境,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增长速度快,老龄化程度正日益加深,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可谓形势逼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中新网记者说,计划生育政策加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中国的“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大大增加。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的空巢老年人口数量2013年将突破1亿人大关。
  唐钧指出,中国正遭遇“4—2—1”的家庭赡养困局。当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承担4个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责任时,无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在房价、儿女抚养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就业竞争等社会经济压力下,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弱化,“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正受到冲击。
  李迎生告诉记者,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主要表现在家庭照料上,受时间、精力、金钱所限,照顾父母令相当一部分人群有心无力。现在很多“独一代”不仅无法“养老”,甚至要“啃老”,有些老人甚至无奈地调侃:“养儿防老”现在成了“养老防儿”了。
  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 面临“十年等一床”窘境
  多位专家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在家庭养老功能面临弱化的同时,机构养老服务也面临着供需矛盾紧张,养老机构数量不足,设备缺乏,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唐钧指出,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这正是所谓的“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也告诉中新网记者,目前养老服务资源并不充足,敬老院、老年公寓等养老服务设施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中国近2亿老年人口相比,截至2012年底,中国4.4万个各类老年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床位仅为416.5万张,供需矛盾可见一斑。
  李迎生指出,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公办养老院由于有国家补贴,设施条件好,费用低,大家都想去,但是很难进,甚至出现了“十年等一床”的情况,而私立养老院条件比较好,但价钱太高,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承担得起。
  唐钧表示,现实情况是,公办养老院住得满,而民办养老院空床率比较高。对民办养老院,目前政府虽然也会给一点补贴,但数额很有限。所以,民办养老院只能走市场的路子,成本比较高,收费也比较高,所以就住不满,空床率比较高。
  养老金制度碎片化 面临缺口和保值升值难题
  除了老年人口多、养老资源少,“钱紧”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瓶颈之一。李迎生表示,当前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未来养老金出现缺口的可能性比较大。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养老金缺口、空帐等问题频繁引发各界担忧。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3941亿元,但舆论仍普遍担心,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未来养老金会出现缺口。
  中国社科院2012年底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中国有14个省(直辖市)养老基金收不抵支。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陈良今年6月24日在一次研讨会上曾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未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面临巨大压力。
  除了可能出现的缺口问题,养老金的保值增值问题也值得忧虑。陈良指出,偏窄投资渠道让现有的养老金面临贬值风险。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由于投资渠道偏窄,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形下,基金实际上处于贬值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养老金问题,长期存在的养老金双轨制一直饱受诟病。李迎生指出,养老金双轨制下不同人群养老金待遇差别悬殊,由此导致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引起民众不满,养老金并轨势在必行。但钟君对记者表示,短期内仍看不到养老金并轨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完善养老顶层设计 实现“老有所养”亟待破题
  面对“人多、钱紧、资源少”的困境,“中国式养老”该何去何从?今年8月16日,国务院提出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
  9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还提出,要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也就是近期引起热议的“以房养老”试点。
  唐钧认为,从整体来讲,养老问题需要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以房养老”是一种解决养老问题的有益探索,但这是一个小众的政策,考虑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国情,这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未来在养老社会服务方面,政府要更多的收入,让老人的需求变成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
  钟君则表示,养老制度顶层设计要能够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当政府提供不了足够的资源时就要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公共服务来解决问题。同时要放开对社会性养老机构的管制,对于社会性养老机构的建立给予更多鼓励和政策优惠。
  钟君建议,要在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打开一个通道,可以考虑大力发展非盈利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例如可以在社区设立日间照料所,通过老人自己出点钱,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方式维持机构基本运营,为老人提供吃饭、医疗等基本生活照料。这样既能减少机构养老的压力,又能排解老人情感缺失的寂寞。此外,钟君指出,还要加强对养老金的监管,拓宽基金投资渠道,以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又是一年重阳日。今年七月,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年节”,自此,“重阳”这一蕴含爱老敬老意义的传统节日被提升到了法定层面。近年来,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不断凸显。其中,老人的“精神赡养”之困,更是叩问着社会公众的内心。
  天伦之乐成难享之福 “出格”举措只求子女关注
  随着子女长大离家,忙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老人不再是子女生活的重心。对于他们而言,在物质自足并非难事,生活自理亦能勉强为之的情况下,儿女不在身边、天伦之乐成了“难享之福”,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缺憾。
  为让子女回家,老人们一些看似啼笑皆非的举措,更折射出当前广泛存在的“精神赡养”之困。
  2011年,呼和浩特当地媒体报道,有一位老人,明明身体无恙,却喜欢“赖”在医院不走,子女一劝就闹。究其原委,只因自己平日孤单,子女很少看望。老人希望通过“装病”来让自己的儿女聚拢在身边。
  同样是想让子女常陪伴,北京一位77岁老人将40岁的儿子告上法庭,尽管儿子同意每月给600元生活费,她仍坚持要求与子同住,称:“只要一块儿住就行,住在哪都不重要。”
  老人们的诉求在今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体现,该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明确写入。然而,单靠一句不具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亦难缓解空巢老人的寂寞。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施行一个多月,广州一位父亲因儿子业务繁忙疏于回家,悄悄刷爆了儿子9张信用卡并拒不还款,以此博得儿子注意。得知实情的儿子一怒之下欲与父亲对簿公堂,经过调解双方才消除了隔阂。
  重庆首例“常回家看看”案,则具有一丝悲剧色彩,老人与子女法庭上争执不下,老人怨儿子“不管”、妹妹怨哥哥“不尽责”、身为被告的儿子则怨老人“不给面子”。经过调解,四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然而想要挽回失去的亲情,这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养老院为了缓解老人的思念之苦,通过“创新”来“倒逼”子女探望老人。南京一些养老院,拒绝以转账和邮寄的方式收取养老费,只接受“按月上门缴费”一种方式,由此实现了让子女“常来看看”。老人月月得以与子女相见,不用再装病乞怜,心情和身体都好了很多。
  当“精神赡养”遭遇现实之困 常伴父母殊为不易
  一道“算算这辈子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的“亲情计算题”提醒了人们与父母相处时间的短暂。网友统计,从考上大学离家,接着毕业参加工作,再到结婚有了小家,最后父母老去,这一段时间,能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两年。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世人皆知,然而种种现实的无奈,拖住了人们回家的脚步。“工作忙,有假无休”、“路途遥远,回家成本高”是人们疏于探亲的两大原因。
  提起老家,已经三年没回的李玉龙总是心存愧疚,今年中秋节,他还是没能回去,“过节了谁不想回家看看?但我从事的保健品行业每到年节正是热卖的时候,回家路途又远,再三掂量还是放弃了回家计划。”
  现行《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然而,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在近9万名被调查者当中,超过一半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探亲假。知道的人中也有57.17%不会主动去申请。很多在私企打工的年轻人反映,公休假都没有,更别提探亲假了。如果请几天假,轻则一个扣发工资,重则会丢掉饭碗。
  有专家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至今已逾30年,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号召的独生子女父母陆续进入老年,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也已就业并即将或已经组建新家。伴随独生子女的成家立业,“421”家庭大量出现,子女养老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只能更多地从物质层面上关心父母。
  老人孤单落寞如何解 “精神赡养”需主动为之
  国庆期间,南宁多家医院接诊老年患者。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老人大多数因为假期得以与家人团聚,而导致情绪过于激动,甚至为子女忙里忙外,从而引发了基础性疾病。团聚时的兴奋乃至狂喜,反衬出老人平时的孤单落寞。
  虽然有诸多客观因素导致“有家难回”,但是子女的意愿无疑是“精神养老”的先决动力。专家指出,不休探亲假、时间紧张、交通成本高,并非不能“常回家看看”的主要障碍,更多只是一种借口。
  一位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每年都要回北京看望老母一次,一住就是一个月。尽管往返路费就要花掉近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心甘情愿:“母亲老了,看一次少一次了。”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指出,不妨以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施行为契机,子女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放下借口与抱怨,从今天起,从节假日开始,把“常回家看看”作为一种习惯,而非无奈的法律武器。
  分析指出,当下,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家庭呈现“倒金字塔”形,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然而无论如何,家注定是老人最眷恋的精神港湾,子女注定是父母不舍的牵挂。孝敬老人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现代社会的美德,不能因为家庭结构的外在变化而动摇。
  子女“精神赡养”还需在哪些方面尽力?调查显示,经常回家看父母,是老人最期待的;每天给父母打电话,则排在第二位。此外,向父母倾诉烦恼、聆听父母唠叨;珍惜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尊重父母的生活习惯,亦是老人对子女的期待。
  专家表示,“许多家庭缺的是‘孝在嘴上’,没有学会赞扬老人。给老人适时有度的赞扬,对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作用。”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重,独身老人的暮年感情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孤独是这个特殊群体的通病,然而当独身老人在寻找感情归宿的时候,来自自身的道德审查和约束、社会舆论和子女等各方面的现实压力,让老年人再婚困难重重,许多人不得已成为了“爱情地下党”。
  “黄昏恋”群体有苦难诉 压力下无力亦无奈
  在杨继峰看来,“黄昏恋”中的独身老人是一个巨大而缄默的群体,身在其中的他对此深有体会。65岁的杨继峰是北京某国企的退休工人,也是独身老人这个群体的一员。
  6年前,老伴因胃癌离他而去。用杨继峰自己的话说,在这亦长亦短的六年里,他的心境从前四年的悲伤和沉痛变成了最近两年的孤独,“这是不必言明的事情,儿子和女儿每天忙工作,一个月也不回一次家,暮年一个人生活,这样的日子不好过,我也考虑过再找个老伴”,杨继峰告诉记者,“但不过只是想想罢了,六年里,孩子们没向我主动提过这件事,他们八成是不同意,即使孩子同意了,街坊邻居得怎么看我?”
  对于独身老人的“黄昏恋”,杨继峰有自己的理解, “我认为‘黄昏恋’是个广义的概念,当然也包括‘暗恋’”,杨继峰向记者坦陈,他之所以突出“暗恋”,因为他就处在这样的困境里。“明明有喜欢的人,我不好意思说出来,没有地方可以倾诉,对于这种各方面都有压力的现实困境,实在无可奈何。”
  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其中近一成的老人单身。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认为,在当下,伴侣和婚姻生活对于老年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银发同居”多见 独身老人倾向“伴而不婚”
  找一个情投意合的老伴相互扶持、走完一生成为独身老人的美好愿景,但中新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认为“凑合过就可以,无需领结婚证”的老年人大有人在。
  相比杨继峰,汤国伟与王念珠在两人关系方面要大胆很多。两人先后离异,经人介绍认识后,不久便开始同居生活。周一至周五,两人一起买菜做饭、散步谈心。周末,王念珠儿女来探望时,汤国伟便知趣地离开。对于二老的“地下恋情”,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两人的儿女虽早有察觉,但没有过多干涉。
  对于汤国伟和王念珠来说,结婚一直都是不愿开口提的禁忌话题,在这方面,汤国伟更开放一些,“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如今两人之间的状态很好,不谈结婚算是我们从不言明的‘秘密’,我们不希望结婚后的各种麻烦事搅乱了平静的生活。”
  相比年轻人爱情的奔放和无所顾忌,老人的黄昏恋更像是看不见浪花的湖水,既平静又脆弱,一丝轻风就能将其吹皱。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对老来婚姻及其中包含的复杂关系和未知麻烦的恐惧,也导致了“银发同居”、“伴而不婚”现象普遍。
  再婚看子女“脸色” 财产纠纷成最大拦路虎
  儿女的态度始终在老人再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至于有老人苦叹“再婚成也儿女败也儿女”。
  离休干部唐大爷并没有汤国伟的“好运气”。唐大爷在公园认识了同样丧偶的孙阿姨后,两人互生好感并产生感情,但两人的感情却遭到子女的坚决反对。财产纠纷在这段感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避免自家财产外流,子女藏起唐大爷的户口本,而孙阿姨的儿女为此则数月不回家探望。两位老人十分无奈,能过上同居生活已属不易,更别提结婚。
  根据现行《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而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纠纷并不受法律保护,同居前的各自财产由各自子女继承,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了独身老人的黄昏恋经常以“地下恋情”的形式存在。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曾统计,再婚老人离异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财产问题而分手的。对此,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弟建议,对于单身老人再婚后可能发生的财产纠纷问题,可以通过“婚前财产约定”和“财产公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双方可事先通过协议约定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情况。
  黄昏恋怕见光待破局 莫让独身老人望“婚”兴叹
  今年2月底发布的中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随着社会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年人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在提高,独身老人更加渴望“老来有伴”。
  老年人再婚问题专家、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麦收认为,老年人再婚的养老意义已经大于婚姻意义,夫妻养老日益成为社会转型期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同居存在诸多误区,应领取结婚证以获得法律保护。
  婚姻家庭研究专家汪洁指出,老年人再婚,对晚年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良好的婚姻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能延长老年人的寿命。
  为此,他建议,对于想再婚的老人们,可以试着遵循婚前财产所有权不变;婚前财产继承权不变,亲子关系不变等“三不变”原则,再婚老人仍由各自子女赡养。解决好这些问题,再婚老人的婚姻生活会更轻松、更和谐。
 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几乎没有朋友,整天被困在水泥钢铁筑起的“笼子”,或洗衣做饭,或含饴弄孙,纵忙碌却终难敌孤独……当下中国,“老漂族”群体正日益壮大。为子女,耗尽人生最后几滴心血的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精神孤寂、就医困难等诸多难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从制度层面为其解围,当引发深思。
  异乡之艰:天天像坐牢 对着电视机说话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土窝!”难忍北京高楼的“坐牢”生活,一个月前,62岁的田成清回到甘肃定西老家,结束为期一年的“老漂”生活。
  一年前,田成清登上去北京的飞机。“老田坐飞机上北京带孙子去啦!”作为村里第一个坐飞机的老人,田成清被十里八乡的人们羡慕所,但就像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让她耳鸣、头晕、呕吐一样,她的北京之行并不尽如人意。
  儿子儿媳都在城区上班,距燕郊的婚房太远,只能周一至周五“蜗居”单位宿舍,周末回来团聚。“小区里人好多,热闹得很,你们尽管安心上班,不用担心我!”对于儿子儿媳的顾虑,刚到北京的田成清如是宽慰。
  就这样,这个连“县门”都没迈出过的六旬老太太,开始学说普通话,用煤气、马桶,锁门,坐电梯,过马路,买菜……然日复一日,待新鲜感褪去,田成清感到更多的则是孤寂。
  “远的地方不敢去,小区里每个角落我都转了不下百遍,闷得心里直发慌!”由于不会普通话,田成清5天之内说的话屈指可数,心急的时候,除了打个长途电话,她就常站在窗前流泪,甚至打开电视对着主持人说话。
  和田成清一样,来自安徽宿州的李秀英也是一个“老漂”。一年半前,外孙彤彤出生,因为亲家母还未退休且身体不好,她就别无选择地担负起照看外孙的重任。
  来北京之前,身边很多留守老人都羡慕李秀英能和儿孙团聚,但进城后李秀英才发现,这比在家留守更孤独。“最想家的时候,甚至盼着小区出现一辆家乡牌照的车,那就能找到可以说话的人了。”
  其实,田成清和李秀英的遭遇并非个案,在当下中国,“老漂族”群体正日益迅速壮大。年迈的他们,离开家乡,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敲开一扇门。门里,住着他们的儿子儿媳或女儿女婿,还有与他们的1/8基因相同的小生命。从此,含饴弄孙成了他们的新工作,但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因漂泊异乡产生的孤独和烦恼伤身伤心。
  想放手又不忍心 “老漂族”的两难之选
  “当年支持孩子‘北漂’,如今自己却不得不沦为‘老漂’。”李秀英曾经这样无奈地调侃自己,而这句话也折射出在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个体家庭在城乡间遇到的“养老两难”:在家,承受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孤寂;进城,又遭遇“老漂一族”难言的心酸苦楚。
  因为观察到母亲在城里的各种“不适应”,2012年年底,李秀英的女儿女婿决定给母亲“放假回家”,花钱请保姆带孩子。然而,因为心疼女儿雇保姆花钱,回家没俩月的李秀英,又急匆匆赶回北京,继续“老漂”生活。
  “孩子赚钱很辛苦,再花钱雇人看外孙,自己却在家里闲着,我心里总觉得对不住他们。”李秀英说。
  步入晚年却要背井离乡,如果说,城市的陌生可以渐渐适应,但“老漂”放不下的“故乡牵挂”,其实还有更深层的现实原因。在北京生活期间,李秀英常常给老家打电话,关心在家留守的老伴,更关心住在弟弟家的八旬老父。
  今年年初,一岁的彤彤已经可以下地走路,难忍“老漂”状态,李秀英最终和女儿女婿商定一个妥协方案:夏秋季节,李秀英带孩子回老家照看,待北方供暖之后,李秀英则带着彤彤进京过冬。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句话常常成为李秀英与北京“老漂”朋友们聊天时的最终结论。与李秀英一样,为了儿孙进京的田成清同样经历了“回家又返城”的纠结。
  田成清回忆说,在北京的最后几个月里,回家成为心中唯一的盼头,但又觉得这个想法很“邪恶”,因为伺候月子、带孙子的任务一项都没完成,那时回去就是“逃兵”。无奈之下,她决定先硬撑着,但后来由于婆媳关系不合,加之自己胃病发作,最终还是选择了回老家。
  然回甘肃不到一个月,田成清又开始纠结,因为她听闻北京三儿媳的产假马上结束,将自己的孙子交给保姆,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和老家的两个儿子商量许久之后,她还是决定11月份再赴北京。“孙子最重要,我不能不管。”
  学者倡从制度层面破题:可试水“日间养老”
  “‘老漂’这个概念比较新颖,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我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凭感受来讲,我觉得这个群体肯定为数不少,并且正在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
  在钟君看来,导致“老漂族”形成并日渐增多的最重要原因是“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叠加”。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2013年将突破2亿大关。
  “对中国来讲,老龄化将越来越严重,当这一趋势遭遇城镇化,很多人就迫不得已变成‘老漂’。”钟君说,随着这两个趋势的不断发展,“老漂族”一定会越来越多。
  在钟君看来,“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交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人口流动与户籍壁垒的交错’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钟君说,之所以是一个“漂”字,就是因为内心无“根”,而中国人的“根”是在户籍上。人来了,但户籍在原地,这样没有归属感。
  钟君认为,“老漂族”主要面临精神健康和就医难等两个层面困难。如何从制度上破题,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一方面,要推进有区别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钟君分析称,在现有国情下,不可能解决所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但可以有区别对待,比如对65岁以上老人放开户籍“壁垒”,让他们享受到与户籍绑定的一系列公共服务。
  钟君说,这旨在解决诸如就医等现实难题,而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对“老漂族”的精神关怀。为此,他建议完善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大力培育非盈利性质的“日间养老”服务机构。
  “从制度设计来讲,就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给‘老漂族’提供一个白天相互交流的场所。”他说,这种类似于幼儿园的机构,同时还能提供一些基本的饮食和医疗服务,也算是一种保障。

 

 

 

                                                    来源:中新网

                                                      2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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