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 回不去的农村
- 时间：2012-01-11 09:42
一篇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网帖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帖子中称一位农民工小伙给一对母子让座时，那名女子竟嫌弃小伙坐过的座位太脏，当孩子要坐时，该名妇女还冲着孩子发火道：“坐什么坐，不怕脏，不怕得病啊!”该帖一经发出，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农民工因为知道自己衣服脏而不坐座位是很普遍的，还有很多农民工因为担心其他乘客嫌脏而骑电动车上下班。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刘海亭这样形容当初对城市的幻想，“以为到了城市里只要自己敢拼敢闯就能混个人模人样，结果几年过去了，融不进城里，也没脸回到家里了。”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却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已远离乡土，却还没融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乡的夹缝里，居无定所、活无定点，“村里很少见、城里到处窜”，他们是“新市民”——来自农村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和个体工商业者等。该群体多处于二三产业和城乡两栖状态，是一个最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有2亿多劳动力，而且是处于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和流动的群体。近年来，各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十分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解决他们就业、户籍、社保和子女入学等问题。
城市农村边缘化——看不见的城市
跟很多年轻打工者一样，刘海亭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扬州，他的普通话有浓重的方言，当地人也常因为他的口音嘲笑他，但语言仅仅是第一个关口，挡在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本以为到了大城市会开阔眼界，但是经过几年的打拼，很多打工者只认识跟自己一起工作的几个人，频繁的加班，让他们没有时间出去“广交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想，就感觉别人看我眼光不一样，到那里都觉得有人盯着我，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在外拼搏多年的刘金洲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你怎么打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农村人，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有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察觉到。”
这批农民的后裔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面对身份歧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他们打工的主要动因在于羡慕城市生活、出来锻炼自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虽然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要消化如此庞大数量的二代农民工确实是对城市的考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二代农民工的失意在所难免。
城市农村边缘化——回不去的农村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尽管外面漂泊的生活让刘健满腹牢骚，但他表示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你看看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老年人，要不就是小孩子，跟我同龄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穿着光鲜亮丽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现代化产品，对就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已经非常陌生了。在他们看来，很难想象自己现在跟父辈一样回到田地里重拾锄头。常年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已经慢慢地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厚重的隔膜，穿着时尚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们已然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另类”，而村里人将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在他们看来也是十足的“思想落后”。
除了不会干农活这一实际的限制外，他们也觉得在外打拼那么长时间最后再回到农村“面子上过不去”。“农村跟城市不一样，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不像城里人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认识了就会互相比较，看谁混的好，混的好的人人竖大拇指，混的差的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刘健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让他很痛苦，他曾经想过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最后还要面对别人的指摘。
为了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4)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23.4%、23.6%、6.8%、19.3%、6.7%、3.6%和16.7%。可以看到，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相比较。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幸福感。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2%和7.7%。也就是说，存在11%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很不幸福或不太幸福，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坚决不回农村”和 “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老人无法照料”、“子女教育问题”等。
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可见，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同时，认为“子女教育问题”、“老人无法照料”、“社会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没有归宿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6%、20.1%、24%、7.8%和13.5%。
“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应对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但是它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是一个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这个词带有歧视的意味，但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制度设计”。
“农民工问题”及其根源
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他们成了“农民工”。这个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
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办厂，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放松了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却没有彻底地废除户籍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使得农民工问题更加突出
最近这些年，农民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农民工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遭遇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抱着挣钱回去建设美好的农村生活这样目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丰裕，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年代。他们属于“无土”一代，他们没有分到土地，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和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城市早就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并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和梦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辈那样想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但是打工的微薄收入根本没有可能通向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居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看不到在城市长久生活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工的意义忽然坍塌，打工就成了“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而不能通向任何一个长远的生活目标。
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乃至行为问题。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希望、进退两难的新生代农民工，身陷这一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他们走向打工之路以后都面临一个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从自我否定开始，否定自己的农民身份，在穿衣戴帽、行为举止等各个方面努力地划清与农民的界限，然而否定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办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身份认同。“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诉求，也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诉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就一个方向——“消灭农民工”，让广大在城市有稳定生计的人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
一是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市民化进程。在农村退出、城镇进入和城镇融合三环节设法制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
在农村退出环节，重点是处理好农民工与家乡土地的关系与联系，设法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脐带关系，剥离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促使农民工顺利退出农村。
在城镇进入环节，为保证农民工顺利进入城镇，就要逐步清除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同时结合政府、企业、社会多方面力量引导和帮助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诚信资本的提高。
在城镇融合环节，重点考虑提升农民工的权利资本，进一步推动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以及心理融合，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实现市民化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彻底转移。
二是企业责任。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三是政府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不再只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也更有信心融入这座城市，进而注重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穿着，用实际行动向这座城市靠拢，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来源：人民论坛
201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