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冲击传统管理模式 社会建设瓶颈急需突破
- 时间：2010-07-02 09:22
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包括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完善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最近,在重庆市,面对女交巡警开出的红色罚单,不少违章男司机红着脸老老实实接受了处罚。让违章司机感到意外的是,女交巡警随后竟向他们赠送了平安“礼物”,劝导其安全行车。
而在湖北省武汉市还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城管在劝说占道经营店主无效后,组织50名执法队员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最终老板主动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类似“温柔执法”的事例在全国范围内正不断出现。透过“温柔执法”的背后,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理念的变革:一种综合性、全方位、多层次、多手段、人性化的管理理念正在各地悄然兴起,并逐步替代以往那种粗暴、单一、“管”与“被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更多的是传统的执法方式面对社会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时,有些应对乏术。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教授告诉记者,社会领域正在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分离开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市场经济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和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产生了许多管理的真空和“盲点”。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经济社会形势新变化,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用更大的劲头抓紧抓好,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路子。
对于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发展的历程、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走向,《法制日报》记者走访了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梳理。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重要内容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十年前,源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迫切需求,社会管理被首次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十年弹指间,社会管理的内涵经历了数次调整,与中央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相伴随的,是有关社会管理的工作思路和改革思路日趋清晰。
那么,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当如何定义?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均对社会管理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教授认为,社会管理不仅仅是控制、协调,还有大量的公共服务,在服务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务,管理寓于服务之中。这些认识大大突破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中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内涵和外延,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不再是并列关系,社会管理中包含着公共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说,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社会管理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实施的各种管理活动,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行政手段。社会管理可以分为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文化、新闻舆论、劳动保障等方面,包括公安机关实施的户籍管理,如流动人口管理；民政部门实施的社会救济管理,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管理等；还有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如对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的管理等等,均属于社会管理。
何增科所长给出的对于社会管理的定义是,“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在何曾科看来,社会管理不同于政府行政管理和工商企业管理,有着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政府行政管理和企业工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政府和企业,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也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整体公共利益最大化,工商企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在成本收益计算后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社会管理的目的则是为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特殊利益或者说局部公益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调节利益冲突,增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
专家认为,相对于社会管理来说,社会建设是更高阶段的目标和概念。
据龚维斌介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由于社会建设和管理是放在一起提出的,从当时的文件内容以及上面所提到的理论研究来看,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管理。”龚维斌教授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单独一个部分来阐述,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包括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完善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其目标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时社会管理成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遭遇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这种变化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集中表现为,过去那种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解体。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职能的内容和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不再全面垄断经济社会资源,因此也不再无所不管、无所不包,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已经从一个‘全能国家’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职能的内容和范围也是有限的。政府越来越难以独自承担社会管理的重任。”何增科说。
正是由于“全能国家”变成了“有限政府”,我国社会也已经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何增科认为,整个社会出现了“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
“我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多样化的利益需要协调和整合,多样化的资源需要整合,原子化的个人需要整合进各种大大小小的新的社会共同体中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多样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在求同存异和包容多样性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形成社会共识和扩大社会认同。”何增科说。
正因为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走完别的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由此导致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出现。
“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涌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这些都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何增科说。
据何增科介绍,这些“新的问题”包括:城市贫困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越轨和犯罪行为增多等。
以老龄化社会为例: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10%,65岁以上的已达7%。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高达23%——毫无疑问,老龄化社会已经悄然而至。
“此外,社会大转型导致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如行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社区管理、物业管理、互联网管理等,同时引发了众多新的社会问题,如信访问题、‘三无’农民、城市地摊、物业纠纷以及网络沉迷等,处理这些新的社会事务和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何增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大量出现的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时代人员、资本、资源、信息的快速跨国界流动,加速了风险的传播和扩散,并放大了风险和危机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常规性制度建设的同时,需要建立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机制,应对包括天灾、传染病、恐怖活动以及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
“所有这些社会变化都冲击了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支柱,同时又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了机遇。”何增科说。
来源：法制日报
201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