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中国：来自社会基层的真实镜像
- 时间：2010-03-16 09:15
138年前的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自己27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这次旅行，却成为了观察中国近100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现代化变革的一个起点。
在这次异国之旅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明恩溥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使得他成为第一个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正是这一款项的资助，开创了近代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先河，而这些“海归”又为100多年来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并激荡至今。
明恩溥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在其近50年的在华生活经历中，明恩溥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曾兼任《字林西报》的通讯员。他对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使得他撰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
在本书的前言中，明恩溥仪写道，“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为了看清这些缺陷，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乡村，他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
而事实上，他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的观察和认识真实中国的路径和逻辑，那就是，“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所以，“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明恩溥的睿智令人叹服。我们坚信，直到今天，将目光投向对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基层，记录其中变革的故事，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构建中，政策条文化的制度变迁，时常在基层遭遇荒诞性的故事，进而让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设计在执行中变得似是而非。这其中包括本组文章所涉及到的户籍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新农合改革、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
当然，我们的故事更多的讲述了改革进程中不太顺畅不太理想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未来感到悲观，因为我们的故事也无法代表基层中国的全貌。我们与100多年前的明恩溥一样，对中国的美好未来毫不怀疑。
正像我们的记者在东北的一个山村看到的，一项出于保障农民利益和保护国家森林资源考虑的林权体制改革，在基层执行的结果是，分到林地的村民在粮食价格上涨的现实利益面前，开始纷纷将“自家”林地开垦为农田。当更多的村民都作出类似选择的时候，给政策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座座秃山。
此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简单的去责备追逐私利的村民，因为，可以让身处变革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这些复杂性使得我们现代化改革的每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
由此延伸开去，我们更加相信，对改革共识的达成显得弥足珍贵。只有改革共识的达成，才能使得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措施，也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一起奔向最终的政策完美、国家完美。
迷失北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 北京报道
燕子说她非常喜欢《蜗居》里面的海萍，“因为那演得几乎就是我。不过，现实并没有像电视剧那么美好。”
“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从2006年到2009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不到30%，我们的收入增长了一倍还多。但是，我看中的房子的价格却涨了500%！我努力了五年，却离我的房子越来越远。”燕子说。
直到今天，她和丈夫怎么也想不通，在这个他们梦想的城市，为什么他们更加努力了，但却更“失败”了。
燕子的选择题
燕子大学毕业后不久的2003年，和相恋了三年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两人都来自城市，但是家里都并不富裕，用现在时髦的词来讲，他们当时是“裸婚”——他们用仅有的积蓄，让双方父母来到北京，见了个面、吃了个饭，“没有仪式、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当然更没有车子、房子”。
不过，当时的燕子并不沮丧，“我们当时都非常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真正的落户安家。”
燕子和丈夫读大学时都是学旅游管理的，两人毕业后都进入了旅行社工作，加起来会有8万多元的年收入。两年下来，终于攒下了10万块钱。“那天我大哭了一场。我们两个算上租房每个月花销绝对不超过2000元，日子过得真的很艰苦。”
2005年，手里已经有些积蓄的燕子面临两个选择：第一，用这笔钱做首付，在单位附近买一套六七十平米的、总价30万之内的二手房，“老房子便宜，可以不用装修，而且六七十平米也可以找到两居室，将来如果有了小孩，还是两居室比较合适。”一向精打细算的燕子发现，当时周边的房价在4000元左右，新房稍微高一点点。
第二个选择是买车。“不是上下班、出去玩开的小轿车，我们想买一辆旅游车，帮旅行社拉客人或者做租车服务，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自己创业。”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挣扎，最后两个人决定选择后者。燕子说，“导游的底薪是很低的，请了产假几乎就没有收入，怀孕也不能跑来跑去，孩子小的时候也不能父母都经常出差”，所以，“一直不敢生小孩”，“而为了房子、为了孩子，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拼一把，说不定我们自己做得好，还可以买大房子呢”。
燕子夫妇看上的大巴车价格在20多万，他们的积蓄够得上首付，每月2000多元的贷款虽然会让生活更加紧巴巴，但也能够承受。于是，燕子的丈夫辞了职，开始了“个体户”的生活。
利用工作两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再加上人又机灵能干，他们“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三年下来，小两口不仅提前还完了车贷，还存下了30多万的“买房基金”。
但让燕子大跌眼镜的是，此时，三年前他们看中地段的房价早已不是4000出头，而是两万还多！不要说一套大房子，就是和原来一样的六七十平米的房子，现在要150万，首付就需要45万，然后成为真正的“百万负翁”，“我们辛苦了三年，省吃俭用，结果却是我买不起原来的那套房了！”
燕子说，她现在经常会想各种“如果”，“如果我们当初选择的是方案一，我们用10万块做首付买了那套六七十平米的二手房，月供才1000多。工作平稳轻松，而且一定有了宝宝，也可以享受生活”。她看到自己有很多买房比较早的同学，现在的“生活状态要比我好很多”。
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
石磊的“人性化”生活
同样是在北京，和燕子同龄的石磊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石磊来自于东北一个小城市，父母都是高中老师，家庭状况还算不错。硕士毕业以后，学中文的他进入了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年收入6万元左右。
石磊说，他从不抱怨房价，“和我没关系，反正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我不想用我的一辈子来换一套房子。”直到现在，他还住在单位附近租住的一套一居室，每月2000元，这一度被很多同学认为有些“小奢”，但他说，“我想住得好一点”。
在吃穿用度上，石磊从不奢侈，但也不会亏待自己，他有丰富的业余爱好和生活情趣，旅游、健身、聚餐，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尽管只买最便宜的票，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常符合人性”。
“我的同学很多都有房了，但是也有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贷款；很多也有车了，因为住得很远，即使开车也要每天花三四个小时上下班，而且基尼系数比我高很多，生活质量并不高。”石磊说，他并不想讨论谁过得更好，只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但多少让石磊有点感慨的是房东的儿子小强。和石磊年龄一样大的小强中专毕业，做过两天饭店服务员、卖过一阵子保险，后来都因为嫌累又赚不到钱就不做了。
“他根本不用上班，父母留给他两套房子收租金。”石磊说，其实房东夫妻算不得什么有钱人，都是普通工人，只是计划经济时代各自分过一套房子，后来又在房价低的时候给儿子买过一套大房子结婚用。现在两人都退休了，就搬到远郊区的房山去住，城里的房子用来出租。
“你想一想，我即使这辈子再努力的工作赚钱，我还是追不上房东的儿子，我们俩从出生由于房子产生的贫富差距，几乎是我一辈子都填不平的。”石磊说，这是典型的“劳动贫困”，也就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所以，还不如随性地享受生活。”
但是，石磊在老家的父母却非常担心他，也不认同他的做法，老人总是担心儿子“娶不到媳妇、养不起儿子”。
“难道我就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石磊一点都不担心，“总有女孩不想那么辛苦地为孩子、房子奋斗一辈子，也肯定有不想嫁一个除了房子什么都没有的大款。至于孩子，让有钱人去生吧。”石磊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上一代人很渴望富有、渴望出人头地，所以他们买房子、买车子、比孩子，我从不否认他们的方式，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燕子的第二次困惑
去年12月7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蓝皮书指出，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约为8.3，而2008年的中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3——而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
大城市的收入房价比更是高的惊人，广州、杭州、大连等城市均已超过10，北京、上海等已超过15，甚至20。而即使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之前，美国纽约、旧金山这种美国房价最不可承受的城市，房价收入比也不过6.5左右，甚至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
石磊依然快乐着，而现在摆在燕子面前的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第一，用手里的30万做首付，买一套他们买得起的房子，哪怕只有50平米，哪怕在五环外。然后，每个月还给银行5000块钱，不能生病、不能失业；第二，用手里的30万再买一辆车，尽管会更辛苦，但是这样他们的收入又可以翻一番。
但问题的关键是，北京的房价还会不会再涨一倍呢？
逃离“北上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 河南报道
今年春节，“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各大论坛也在狂发帖子感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开始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撤离，社会学家们则提出“回归or失败”的新命题。
在“回归”或者说“逃离”的人群中，今年33岁的周广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于1995年求学北京，1999年南下东莞和广州淘金，2002年在上海南汇创办电脑维修店，2008年底又杀回了老家郑州，整整十五年，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逃离“北上广”最经典的撤退路线。
“去北京才算进城读书”
谈到15年里的“纵横驰骋”，周广会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壮举”，“我可是最早的农民工二代。”
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父亲1980年代中期辞去乡里民办教师的职务，开始在开封、郑州打工，周广会的初、高中全是在郑州完成的。
周广会小时候在亲戚间的外号叫“小精豆”，意思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有主见。最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郑州读大专，却硬要去上北京一家民办高校。
他说：“当时就是憋了一口气，在郑州读书的时候，自己以为进城里读书了，但在同学眼中还是农村人，所以一定要去北京，去首都，就是想赌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哥哥那样呆在农村，第一，在城里住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每年寒暑假回到家连厕所都不适应了；第二对地里的活儿一窍不通，有次回家帮忙收麦被我妈骂的半死，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会干了。”周广会回忆起来非常感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这样定义“农民工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广州天河城的迷茫日子
“北京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好地方，我现在还怀念北京那种自由的气息。”提起北京，周广会不由故意加点“儿话”音，“4月份沙滩(儿)那里最美，10月钓鱼台(儿)外边的银杏树拍照可比国外美。”
每当回忆起北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和那种散落在各处的美景，他很兴奋，“但不是说你有能力就可以混在京城，北京有能力的人太多，每年名牌大学毕业的遍地都是。”
于是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线：南下东莞，到一家电子厂打工。
1999年对于学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黄金时代，虽然只是民营高校毕业的学生，但凭着过硬的硬件技术和“北京来的”头衔，他在东莞干得很不错，半年就成了业务经理。一年后，他转往广州的天河城，职业是卖电脑。
“我当时最高一个月可以赚五千，和那些名校毕业生一样。但工作无趣枯燥，一听到客户那些最简单问题，就烦得想死……”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除了解决客户问题就是上网聊天泡论坛，“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担任三个版的版主，在网上有7个‘老婆’，外号周小宝。”
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
乡村学校的“空巢”尴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 河南报道
谈起儿子的学习，村民王大山气不打一处来：“整天就知道玩，不好好学习。”儿子王家东上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全班第二名，但全班只有两名学生。
骂完儿子，王大山开始埋怨老师：“水平也太差了吧，总共就两个学生也教不好，期末考试，我儿子和他唯一的同学都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听说教师这几年经常涨工资，这不是白拿钱不干活嘛！”
“外面的学校水平高”
这是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全村近4000人。村小学共有学生不到20名，王家东所在的四年级2个学生，五年级3个学生。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差不多，10名。
“学生都跑到外面上学去了。”据镇上负责教育的干部介绍，该村小学本有学生50名左右，但因为县城和条件好的乡镇的小学经常来这里宣传，大部分都转学了。
“人家的师资力量和内部设施等比我们这里要好，比如人家有多媒体教室，我们没有；人家有电脑课，我们没有。”除了硬件设施的劣势外，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师资力量也明显不如人家。“乡村小学教师目前严重老龄化，年轻老师大部分都通过关系到县城或者条件好的乡镇(一般都靠近县城)去教书了，再加上退休的，这几年老师越来越少了，已经好多年没有中师生和大学生到农村来当老师了，现在农村学校招收教师实行招聘制，没多少人愿意来。10年前，全镇有300多名中小学教师，现在只有200多名。”
教师老龄化导致教学水平无法提高。“别说农村小学没有电脑了，就是有电脑，有几个老师会用啊？语、数、外等正课还好办，体、音、美等副课更是凑合着来。许多小学上体育课，就是老师给学生扔个篮球，‘你们去耍吧’；上音乐课，就是在录音机里放首歌，瞎学吧。老师们也很头疼，不会呀，美术课还相对好一点，毕竟教材上有画，让学生照着画就行。大部分小学教师在教学理念、方法、现代化教学手段上都很落后。没办法，农村就这个条件，我们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学，至今开不了英语课，因为招不到英语老师。”
但让这位负责人耿耿于怀的是，并不是所有抢生源的学校都比自己好。“也有一些学校水平很一般，但家长们老觉得外面的和尚会念经。”该村一些学生家长也表示，除了外面的学校水平高以外，送孩子出去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省心。“孩子在自己村里上学，放了学到处瞎跑，不放心，到外面上学，一个星期有五天学校管着，寄宿制封闭化管理，我们也放心，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书本费，补寄宿生的生活费)后，农村学生读书花费并不多。该村的小学生到别的乡镇寄宿读书，只需要自带铺盖就行，此外增加的开销，就是每天几块钱的餐费，条件好的学校每周还有免费班车接送。
“当老师感觉很丢人”
谈到自己现在的教学工作，王家东的班主任王老师感觉很丢人。“我都当了快30年的教师了，教过的学生考上大学的都数不清，我还是小学一级教师，现在教两个学生，走在街上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丢人。如果是我教的不好，我也认了，可现在是拿我们村小学和县城里的小学比，怎么比？”
在王老师看来，好学生走了，家长重视教育的学生也走了，留下来的两名学生实在是不好说。“有人说我连两个学生都教不好，考试还有功课不及格。你仔细想想，难道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吗？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好说什么，可他们俩最起码不爱学习，也不好好学习。”
让王老师颇感尴尬的是，只剩下两名学生后，自己似乎比以前还要操心。“以前，有学生逃课、生病倒无所谓，现在，有一个不在，我就只能对着一个讲课。有一次，这两个学生碰巧都迟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两个学生我如果再看不好、教不好，自己心里也难受。”王老师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教学积极性没有以前高了，“泄了气了”。
“没学生就没钱”
“对于我们这里所有的学校来说，没学生就没钱。”镇上的教育负责人介绍，学校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国家根据在校生人数下拨的杂费，初中生每年每人500元，小学生每年每人300元。再加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时紧时松，这几年刚好生源处于低谷，“前几年，我们全乡小学，一个年级平均就有1300名学生。现在，全乡六个年级的小学生才1800名。各乡镇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过来抢生源。”
而对于县城里的小学来说，抢学生，除了有杂费，还有住宿管理费。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为改善教育水平，再加上中小学生生源减少，当地农村开始大规模的合点并校，“我们镇原来有三四十所小学，几乎村村都有，现在合并为十几所。”合点并校后，乡村中小学都具备寄宿条件，但县城的小学没有宿舍。所以，农村小学生到县城上学，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的费用。“县城的小学老师来农村抢生源时就宣称，必须住在老师家里才可以去读书，交了钱管吃管住管辅导。如果学生多了，家里住不下，老师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当做学生公寓，都挣了大钱了。”
但这种教师私办的小学生公寓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一位家长不满意地说，去年冬天，自己8岁的女儿回家过周末，“我发现她的棉裤是湿的，问了才知道，孩子小，冬天衣服厚不好脱，老师也不管，所以晚上睡觉也穿着棉衣棉裤，周二晚上尿床，把棉裤尿湿了，就这么湿着穿了几天，这些老师收钱的时候说得好听，我们交了钱她就这么不负责任！”
一位县城小学的负责人也断然拒绝了别人邀请自己儿媳妇合伙办学生公寓的“好意”。“全社会对教育现在这么重视，学生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私下搞这个，不好。”据其介绍，县教育局每次开会都三令五申，严禁教师私自搞学生公寓。“现在，应该比以前少了吧。”
但全县农村大批量的小学生涌入没有住宿条件的县城小学读书，如何解决住宿问题？除了少数由家长租房陪读或借住亲戚家外，目前并无其他公开的答案。
农村教育部门的担忧
农村小学的学生稀少，让当地教育部门颇感无奈。“许多人开玩笑说老师白拿钱不干活，真轻松。按国家规定，小学的师生配置比例是1：25，我们现在的老师是有点多，但不敢也不能向上如实汇报。”该镇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因为更大的担心还在后面。
“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忽紧忽松，再过两三年，小学生又要多了。以李村为例，村小学现有学生80多人，但该村5岁的孩子就有近200人。目前，全乡幼儿园的学生人数是初中、小学学生人数的3倍。”上述负责人表示，因为合点并校，现有的学校数量、师资力量和硬件配备已经无法承受两三年后的生源大潮。
首先是校舍问题。“第一，已撤销小学的村子第一时间就把地皮卖了，因为农村早就没有多余的宅基地了，很抢手，小一点的村子能卖个十几万元，大一点的村子能卖20多万元。第二，有的合点并校所在的村子，因为学生少、老师少，教室空置率高，就把学校改小了，多余的地皮也卖了。将来学生多了，怎么办？”
其次是师资问题。合点并校后，为了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当地对教师进行了资源优化配置。“我们把合在一起的小学教师进行了分类：教学老师、生活老师、食宿老师，就是让好老师去教学，一般的老师负责学生生活，老教师和水平低的老师管理寝室或者做饭。现在挺好，但将来学生多了，你让负责做饭的老师再去教课，家长能同意吗？”
至于将来怎么办，该负责人说：“不知道。国家肯定会想办法吧？”
西交村“新农合”纪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联合 | 山西报道
纵然是在同一个村里，不同的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的感受也不一样。
山西省陵川县西交村的村民王金锁逢人就说：“新农合真是好，咱农民得了大病也不发愁了。”去年，他妻子在县医院做手术，一共花了5000多元，后来按照当地“新农合”大病统筹的报销比例为他报销了2500多元。
但是，同村的张满囤却不以为然，他说，“过去在腊旺(该村诊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最多花150元钱”。然而，去年秋后，天气骤冷，他家先后有3人得了感冒，3次在镇医院治病，输了几天液，共花了近600多元，虽然可以报销350元钱，他还是嫌贵。
乡镇医院的春天
由于农村分布广、农民居住零散，一般县区都把“新农合”的定点医院指定为当地的乡镇医院。
对于张满囤反映的问题，他所就医的镇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说，作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镇医院完全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治疗程序、秉承对患者负责的精神为前来就医的患者服务的，“我们绝没有乱收费和多收钱”。
但张满囤说，“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人家腊旺多简单，量体温、问病况，三下五除二，该输液体的输液体，不需要输液的给你一些口服药。但镇医院像三堂会审似的，要挂号，要验血，要化验尿，有时还要拍片，几乎得把医院的各个部门都走遍，所有仪器都用过，钱都用在这些检查上了”。
而且，张满囤在就医的时候看到，乡、镇医院因“新农合”的实行，由过去的“门可罗雀”变成现在的车水马龙，新盖了许多建筑，新添了许多医疗设备。
在腊旺看来，在镇医院看病贵的原因，一是把钱花在了仪器上；二是用药不太合理。“一般的感冒，能吃点口服药治好的不必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治疗的不必输液体。但很多时候，镇医院的治疗方案是，不管你感冒轻重，一确诊就输液体，还捡价格高的药用。一般的感冒输青霉素就能治好，但多数医院总喜欢输‘先锋’ ，‘先锋’是比青霉素药效快，但价格也高”。
另外，腊旺说镇医院养了不少闲人，“都要发工资，钱从那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让病人买单了。”
老王是西交村有名的能人，精明强干、极有经济头脑，是村子里的富裕户。这些年，先是跑运输后又办机制砖厂，倒腾建筑材料，一年能赚个二三十万。有了钱以后，家里人看病一般不在镇医院，小病小灾的去县医院；稍微重一些的就到市里的大医院。
谈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了解的情况是，“新农合”的确对农民有好处，但镇医院的治疗水平并没有因病人增多、收入提高而改善，“反而因这几年医院效益好，而增加了一些医术水平一般的关系户医生，还有一些关系户子女胡乱上了个卫校，就到乡镇医院当护士、医务人员”。
正在消失的“赤脚医生”
与乡镇医院的“火爆”相比，“新农合”给西交村乡村医生腊旺带来的更多是尴尬和冲击。
史腊旺，西交村诊所医生，与广泛存在于中国乡村的“赤脚医生”的成长经历类似。20世纪70年代，他在县里经过短期培训，回来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并长期坚持背着个药箱登门服务。经过30多年的磨练，医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村里有相当的知名度，长期以来，村民一般患个头痛发烧、跌打扭伤什么的，多请其治疗。而其本人，因为这个小门诊，经济收入也多少比一般农户要高。
前几年，政府规范私人门诊，要求行医者必须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由于腊旺文化水平低，考了两次理论课总过不了关，没能拿到相应的证书。但多数村里人认可其医术，他还能继续开门诊。
“能看了病的就是医生，有没有牌牌无所谓。镇医院的牌子倒挺大，看个感冒得花200元。”张满囤说。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西交村对腊旺这个乡村医生的态度。
但腊旺自己也明白，在“新农合”的普遍推广之下，他和他的诊所，这次遭遇的危机并非是村民的信任就可以化解的。
“现在我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每天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坚持不下去，关门了。”腊旺想起自己30多年的“赤脚医生”经历，多少感觉有些无奈和悲伤。
那么，村民为什么舍弃价格便宜、看了30多年的村诊所，而去价格相对较高、医疗水平也没有完全被信任的乡镇医院看病呢？
按照“新农合”的规定，一般一个乡的乡镇医院被指定为“新农合”的定点医院，同时部分比较大的乡村卫生室经过考核认证也可以被列为定点卫生室，但是，在乡村卫生室只能消费村民自己缴纳的那部分费用，想要报销，必须是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才可以。
腊旺说，他不敢奢望“新农合”能把他的门诊纳入新农合定点，但希望政府多考虑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希望定点医院多考虑考虑患者的实际治疗需要。
“戏曲之乡”的文化室试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周共和 |安徽报道
1756年，乾隆下江南寻访姜坝期间，徽班艺人周三毛在《崔子弑君》一剧中扮演齐庄王，博得乾隆一笑，钦赐周三毛“江南第一丑”。
2009年虎年春节，初中生汪怡在姜坝文化室一出黄梅戏《小辞店》曲惊四座，可还是有挑剔的老戏迷指点他：“身段、唱腔是系么样子的(这样的)”。
在汪怡所在的姜东村，这里的孩子们，二胡、笛子、黄梅戏、打鼓书、舞蹈、快板总会几样。
这与姜坝文化室密切相关。该文化室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胜利镇姜东村，该村现有4600 多人口、38个村民组，是东至县人口大村，也是原“戏曲之乡”姜坝乡“撤乡并镇”前的乡政府所在地。
从汉公祠到文化室
姜坝文化室的前身是汉公祠，初建于清道光年间，1947年复建，是一座古式徽派建筑。“文革”期间被捣毁，墙体倾覆、瓦面散落、行条腐烂，破旧至极。后被改为牛栏，三五条牛蜷伏于厅堂间，牛粪成堆、牛尿横流，脏乱不堪。
2005年，富裕起来的村民在几位老人和村民小组的努力下向东至县购买了该建筑的归属权，搬走了牛栏、整修了祠堂，将汉公祠改名为姜坝文化室。当时，姜坝文化室只是个门面，由于无人管理，室内杂草重生、室外污水遍地。这与文化室对面300米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禽候鸟的栖息湿地——升金湖的境遇反差巨大。
于是，该村几位热心公益事业的老人出面，走家串户，动员大家整理室内外场基。他们扫除蜘蛛网和灰尘，自费修整室内水泥地面。自此，这几位热心老人成为文化室的自发管理者，并制定了文化室发展规划。
接着，在姜东村党总支书记周俱乐倡议下，姜坝文化室发出捐款倡议书，并由村干部和文化室人员带头捐款，第一次共募集4万余元。基于此，村民对姜坝文化室进行改造，一楼设活动室、电教室和会议室，二楼设图书室(现有政治、历史、科技等各类书籍三千余册)，文艺室(现有全套舞台，戏台乐器数种)。
2006年6月，村民和外出务工人员继续向家乡文化室捐款六万余元。文化室门前修建了1500多平方米的水泥广场，在场内建起了篮球、排球场各一座，木制、水泥制乒乓球台各一座，添置康乐球台一座，同时在门前建起了100多平方米的戏台，为村民娱乐、休闲和健身提供娱乐场所。
虎年正月初三至初七，多场象棋、乒乓球、篮球比赛在姜坝文化室举行。这次活动由姜东村两委会同该村社区工会、老年协会、文化室组织，参赛选手有中老年、青少年和留守儿童共六十多人。
留守儿童的快乐暑假
近20年来，姜东村中青年村民远赴他乡务工，家中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休闲时，孩子文娱活动贫乏，而姜东村湖泊交错，时有儿童溺水事件发生。
2006年暑假，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的大二学生周志良组织20多名小学生，教起了数学。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文化室将这些留守儿童组织起来，集中学习黄梅戏、器乐等地方文艺。这年暑假，一批回乡休假的大学生出现在了姜坝文化室。他们和当地中小学教师以及老艺人一起免费为村里一百多名留守儿童开办了暑假作业班、音乐基础知识班、打击器乐训班、二胡笛子班、球类训练班以及舞蹈班等。
经过暑期40天的学习培训，同年8月15日晚，汇报演出在文化室广场举行。中老年与孩子们表演了二胡笛子独奏、黄梅戏、打鼓书、演唱、舞蹈、快板等20多个节目，观众达1600多人。记者在录制的光盘录像中看到，小学生汪怡表演的黄梅戏《打猪草》同样引起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声。
留守儿童周静的爷爷周继年说，“在未办学习班之前，总能看到有孩子打架、玩水，现在孩子们确实踏实了很多。”
而且，快乐学习兴趣班的开设，让姜坝中学成为了受益者，享受过快乐暑假的学生们不但没有误了功课，成绩反而一路攀升。连续四年，这所村初级中学升学率位居东至县前二名，成为众多城镇中学的学习对象。
2007年2月28日，池州市委书记童怀伟到姜东村考察，要求在全市推广这种新农村建设的举措。
基金会模式下的村民文化室
对几乎所有的考察者来说，姜坝文化室财务管理的制度设计让人眼前一亮。正是这样的财务制度设计，使得文化室的募捐获得了众多村民的支持和理解。
2006年4月1日，在姜东村主要街道上，一张《姜坝文化室成立公告》吸引了村民的注意。这张公告将姜坝文化室的宗旨、组织机构和发展蓝图公布于众，并提请村民讨论。公告的核心内容是呼吁“姜东村村民要不等不靠，自愿捐资筹建文化室”。
在公告发布的两个月前，姜东村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成立了姜坝文化室常务小组和姜坝文化室理事会组织，后发展到12人。74岁的原村支部书记周遐龄、70岁的周景灿老人和64岁的退休教师周凤炳担任常务理事。公告中明确，姜坝文化室是一个民间自发公益组织，理事会成员只为做事，不拿工资报酬，文化室一切工作围绕村民的公益事业展开。
81岁的退休干部周东升担任会计。周东升说，“会计管账不管钱，做到日清月结，每年公布账目。”出纳周景富补充说，“出纳管钱不管账，要汇现金流水账。”财务周凤毛则透露，“单据要有三人签字，分别是领款人、经手人和审批人。”
公告起草人周凤炳介绍，“文化室的制度建设领先于文化室的各项工作，从财务上来说，百元以下的由财务负责人审批、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由理事会常务小组审批，五百元以上的要通过理事会会议方可审批”。
资金之困仍在求解
但是，纵然是这样，文化室的发展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依然表现为资金短缺。
虎年正月初一，一年一度的姜坝文化室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会议召开，12个理事会成员和几名特邀代表围坐在一个火盆旁边展开着激烈的讨论。
理事会常务小组提交给会议成员审议的报告中称，截至2009年，姜坝文化室已经建成了科教室、千平米水泥广场，在门前湖中建造了一座六角休闲亭——爱莲亭，恢复了5个旗鼓和6个旗夹等古文物。2010年的工作重点是修建垂钓中心、增加文化室开放时间等。
而在2006年拟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室计划建成一座公共厕所、修建三座休闲长廊、购置5只划艇、修复先人用过的石碾石磨、建立老年人游乐园和青少年娱乐中心。
如今，这些规划为何没能实现？
周凤炳在报告中透露，今年年中，有1万元到期外债需要偿还，“尽管工作人员不领一分钱工资，但巨大投入目前主要靠村民捐款，虽然有县镇财政相关补助，但是离建设投入还有相当的距离”。
于是，文化室的试验者们越发明白，依靠村民自发捐款的姜坝文化室正面临着资金之困，除政府的相关补助外，如果获得来自企业、慈善组织等更多资金支持成为这个村级文化室为寻求可持续发展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而在退休中学教师周凤炳眼里，除了缺少钱物等硬件之外，最缺的还有一样，“我们这里没有美术教师，快乐假期兴趣班没法开设绘画美术班”。
山上的林权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吉林报道
去往东北一个寻常山村的路上，山若远若近，从车窗望出去，越发能看出，山秃了。
这延绵的山还真的不是没有树，胳膊粗的，手指粗的都有，但因为冬天缺少了树叶的遮掩，变得很难对山坡有什么装点了。套用当地土话，这是“见天”山。在这样的山里，别说豺狼虎豹，连山鸡都无藏身之地。
从镇里再往山村里走，不到20分钟的路程，沿途却有4、5辆马车拉着碗口粗的木头擦肩而过。司机师傅说，这些都是回去当柴火用的。那些不是干枯的树枝，而是树。
冬季用煤太贵，这里的村民们因靠近山林，于是就地取材，常年冬天里只烧木头和苞米芥子取暖。这些碗口粗的树大都是山脚下的村民们从自己家的林子里砍了冬天当柴火用的，“且大多光砍不种”。在司机师傅的记忆里，小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茂密的山林，走在山路上，不时会跑出一只傻狍子来和你对望，“据老人们讲，山里也曾有过熊瞎子，可现在，啥也没有了。”
而令人疑惑的是，国家目前对树木的砍伐量控制得那么严，这里怎么还会明目张胆地砍呢？
虚报的森林面积
山村里的人家，家家户户院里码满了木柴。据村民们讲，看木柴的美观程度，几乎就能确定哪家有林业部门的人，“林业干部家的林子，树都是比别人好些的”。要是有谁拉了更粗的木头回来，还会引起大家的共同嫉妒。
在“天保工程”实施之前，各级政府、林区、林企和林工都有采伐木材的积极性，而并无育林的动力。实施“天保工程”以后，大家才有了种树的积极性。不过，这样的动力有时在现实面前仍然有些乏力。一批集体林卖给了个人，由于林子归了自己，村民们再不用偷偷摸摸砍树，于是冬天只管砍了来，至于是不是补种，竟少有人过问和干涉了。
“其实，山秃成这样也不能全怪村民，林业部门的人砍了那么多年了，以至于种的树怎么都赶不上砍伐的速度。”一位林业部门退休的工人告诉记者。
该退休工人经历了林业从富到穷的过程，据其介绍，原来树多的时候他们超计划砍，现在树少的时候还是超计划砍，其中没有办法的是，超计划的部分好多都成为了领导的送礼林或者职工的福利，“送礼的‘外捞’，全靠这些砍下来的树做贡献呢”。
“你现在看着这些山这么秃，其实上报的森林面积是在增加的。”他指着小手指粗的树和旁边杂乱的灌木丛告诉记者，这些都被算成森林面积了，“在国外，这样的小树都不算的。”
“林业这几年得了国家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好处，工资能发下来了，日子比以往好过了很多，于是为了多得到国家的补贴，森林面积难免会虚报。而为了更好过些，超计划砍伐一直没有杜绝。”
而该村民说，也有人多次向上反映乱砍伐的问题，“但是不止一个检查组下来，呆上几天，就没事人似的回去了。”
那位林业工人告诉记者，因为他们这里树木砍伐过度，日本人怕影响了他们的气候，还投了钱过来，希望中方能够多种树。
正在消失的林地
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在一些林改进行得比较好的地区，发展林下经济已经成为了新时期林业工人的生存方式，承包了林地的人反倒成了护林员，舍不得砍伐自己的一棵树而是靠林下经济致富了。
在记者所到达的这个地区，村民们家里的木耳，无论从大小还是颜色、薄厚上，都与城里超市里的人工种植木耳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村民告诉我，因为大部分村民都以种地为生，林下经济并没有成为他们关注的事，加上卖给个人的集体林地并不成规模，采那点蘑菇、木耳什么的基本都是自己吃或送了城里的亲戚了。“要是拿去城里买，不光挣不来路费不说，现在人工种植的山野菜那么多还便宜，野生的也没多少人认”。
同样，因为种树难有什么短期收益，这里的一些山脚已经被开垦成梯田了，村民的理由是，现在国家提高了种粮补贴，粮价也涨了，使得种粮比种树赚钱。
此外，由于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农田地、农民自留山、自留地散乱地交织在一起，许多年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侵占国有林地的情况也会发生。
一位熟知情况的人士告诉记者，国家实施耕地保护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以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瞄准了林地、湿地，不按规定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甚至违法采伐林木，造成了林地的流失和管理的混乱。“加之近年粮食不断涨价，土地价格攀升，由于违法开垦国有林地几乎没有成本或者成本较低，以致毁坏林木，侵占林地现象时有发生”。
还有一些农民为了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在与国有林地接壤的地边小面积逐年扩地，更有甚者在幼龄林内或中龄林内毁坏林木开垦，还有的国有林地被职能人员错划多划。
“上头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啊，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在一户村民的家里，这位村民一边往自家的灶坑里添木柴，以使火苗保持旺盛，一边叹气。而对于所谓留给子孙的是不是一座秃山，他们似乎想不了那么多了。
天保工程
即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1998年洪涝灾害后，针对长期以来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国家做出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决策。该工程旨在通过天然林禁伐和大幅减少商品木材产量，有计划分流安置林区职工等措施，主要解决我国天然林的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问题。
来源：经济周刊
201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