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众的耐受力指数调查（2015）
- 时间：2015-05-08 09:50
重要发现：
•当前中国公众的耐受力指数为68.8，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居住地、学历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对耐受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坚韧性对耐受力影响最明显，70后群体抗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世代。
•社会满意度水平拉低耐受力均值，反腐成效满意度与执政能力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与耐受力水平呈正相关。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的受访者，其耐受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的群体。
•在影响耐受力水平的四个维度中，社会满意度对选择的理性程度影响更为直接；逆境复原能力越强，选择越趋于理性。
调查时间：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24日
问卷发放：面向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5746份（其中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平台推送975份），共回收有效问卷5189份，有效回收率90.3%。
样本构成：
41.9%的受访者为80后，90后占29.4%，其他年龄段共占28.7%；
36.9%的受访者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30.8%，群众占29.4%；
受访者以城市居民为主（87.3%），乡镇村仅占12.7%；
46.2%的受访者月收入在2000-5000元，2000元以下占26.3%，5000-8000元占16.5%。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随着经济新常态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带来的利益碰撞不断凸显。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型、步入深水期“啃硬骨头”的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都需要我们锲而不舍，坚守信念，用一份强韧的耐受力面对困难与挑战。正如习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鉴于此，摸清当前公众的耐受力水平，了解影响耐受力水平的因素，探索当下公众耐受力的主要特征，对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更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意义重大。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公众的心理韧性水平、社会满意度、假定不利情境下的选择倾向、价值观变量以及人口统计学资料。
中国公众的耐受力中等偏高，逆境复原力最强
心理学研究表明，耐受力主要指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个人对所处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工作氛围、人际关系等能够保持良好的适应，且当环境改变时不会因缺乏应变能力而出现不良反应。对应激事件的耐受力集中体现在个人能够承受并理智地处理压力和困境，并以更积极有效的方式化解压力。
借鉴心理学的耐受力量表分析，我们将对耐受力的测量分为“心理韧性量表”和“满意度量表”两大部分。相对应地，我们将决定和支撑公众耐受力的影响因素概括为坚韧性、乐观性、力量性和社会满意度四个维度，前三项是影响公众心理韧性的三个维度，而社会满意度将对心理韧性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据此，我们将耐受力指数分值设定在0-100分之间，50分为临界值，分数越高，代表公众的耐受力水平越高，抗压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就越强。调查发现：
当下公众的耐受力中等偏高，与年龄的增长呈正相关，学历、收入水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本次调查的公众耐受力指数平均值为68.8，高出临界点50分1.5个标准差，属中等偏上水平（具体见图1）。结合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在中青年群体中，年龄越大，耐受力水平越高。即从25岁以下、26-35岁和36-45岁三个群体的选择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耐受力得分越高。而居住地、学历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对耐受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公众的逆境复原力得分最高，超七成受访者表示乐意面对挑战。所谓力量性，是指个人在经历挫折后不仅能够复原，还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成绩。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力量性水平得分最高，为70.3分，高于临界值1.29个标准差。53.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非常好地适应变化，其中超七成受访者表示喜欢面对挑战，“面对压力和困境，我反而更有力量”这一观点获得3.31分的评分（满分5分），显示出公众具有较好的逆境复原力。具体来看，公众逆境复原能力的高低与年龄、性别存在显著关联：男性的力量性得分要显著高于女性；25岁以下群体的力量性得分最低，且明显低于36-55岁的中青年群体。
坚韧性对耐受力影响最明显，70后群体抗压能力明显高于其他世代。所谓坚韧性，是指个人面对挑战时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坚定不移的态度，并且能够迅速反应，较好地控制个人情绪。调查显示，公众的坚韧性水平得分为69.9分，高于临界值1.38个标准差，坚忍不拔的心态对耐受力水平高低的影响最为显著（相关系数为0.881，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我们从目标计划、决策能力、把控能力等方面对受访者的坚韧性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64.4%的受访者高度认同“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不会轻易放弃”的观点；超过半数受访者则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掌控生活。与此同时，受访者对“能够做出艰难的或不同寻常的决定”给出了3.42分的评分（满分5分）。进一步分析显示，男性的坚韧性水平得分略高于女性；而70后群体坚韧性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对此，有受访者认为这同70后群体正是社会建设中坚力量，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最重不无关联。
与力量性、坚韧性相比，当前公众乐观程度相对偏低，城市居民相对更乐观。根据对调查结果的测算，公众的乐观性水平得分为67.4分，高于临界值1.55个标准差，与力量性、坚韧性水平相比，中国公众当前的乐观程度相对偏低。我们从情感关系支持和应对问题能力两个角度考察了公众当前的乐观性水平：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3%）比较认同“我有亲密、安全的关系”；而面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应对”的判断，受访者给出了3.27分的评价（满分5分）。这反映出受访者普遍能够从积极的角度面对问题，但积极程度仍有待提高。此外，调查显示，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乐观性得分（68.2分）略高于居住在乡镇村的受访者（61.7分），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居住地区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关系有一定关系，城市居民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的休闲娱乐方式和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等都可能对乐观性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满意度水平拉低耐受力均值，反腐成效满意度与执政能力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社会满意度是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的重要因素（相关系数为0.731，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社会满意度越高，耐受力水平越高。本次调查选择了生活满意度、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三项指标构成社会满意度量表，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平均得分为66.8分，高于临界值1.29个标准差，但在影响耐受力水平的四个维度中，社会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仍是最低的，也因此拉低了耐受力均值。
以5分为满分，公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公共管理信任度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得分依次递减（结果见图2）。具体来看，其一、公众对反腐败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仅有9.6%的受访者对现阶段反腐成效不太满意，群体分析显示，共产党员群体及收入在2000元以下、居住在乡镇村的受访群体对反腐成效满意度更高，反腐成效满意度对社会满意度有着积极影响（见表1）；其二、超六成受访者认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公众的“获得感”也将越来越强；其三、横向比较来看，受访者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强”评价较高，给了3.57分；其四、在信息获得来源上，53.3%的受访者比较信赖政府发布的信息、29.2%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信任”；其五、54.8%的受访者较为认可政府的互联网治理能力，不过80、 90后群体均认为政府对互联网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提升。但总体来看，公众对政府执政和公共管理能力还是给予了比较高的信任和评价。
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深层次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
调查发现中，受访者的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对耐受力水平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与耐受力水平呈正相关。本次调查显示，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受访者耐受力得分明显更高（69.7分）。我们可以认为，当个人或群体越能够理性看待和深刻认识社会主流价值观时，越能够跳出个人视野、站在社会乃至国家层面思考问题，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和处事方式，即对耐受力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能够自我负责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强。人们站在怎样的立场来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将影响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如何看待“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太好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努力”这一观点进行了考量，结果显示，63.1%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受访者更认同自己的生活应该由自己负责，而非归咎于他人或社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也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的受访者，其耐受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的群体（t=4.2，0.05水平上显著）。同样，当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能够客观评价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体进行比对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耐受力水平越高，面对不利情境的选择越理性
通常来说，人们在遭遇个人权益受侵害、生存环境遭破坏等不利情境时做出的举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态。为此，我们在调查中模拟了“法院判决不公正”“公共环境遭破坏”和“拆迁不公导致个人利益受损”三类同时涉及个人与公众利益的不利情境，测量公众的真实心态，进而分析不利情境与耐受力水平的关联性。我们相信，弄清此种关联性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不利情境，公众总体选择比较理性。根据我们的设定，受访者在每种假定不利情境中的选择得分越高，行为越理性，满分为4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假如您是案件的当事人，当您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感到不满且申诉失败时”“ 当您家附近的公共环境/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仍未得到解决时”和“当您对拆迁补偿或征地补偿感到不公时”三项的平均打分为3.39分、2.96分和2.99分，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即面对司法不公、公共环境受损和个人权益遭侵害时，公众仍然能够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优先选择通过向权力机关反映和调解等建设性行为解决问题。
不利情境的危害程度或影响事件走向。尽管整体来看，公众的选择比较理性，但假定条件的危害度、解决问题的难易度等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决定。具体来看，面对可能遭遇的司法不公，超过五成的受访者会优先选择继续向检察院、人大等机构反映和申诉（55.9%），而选择静坐、抗议甚至暴力抗法等途径的受访者仅占1.9%；面对公共环境受损的情况，只有不到三成的受访者会考虑向有关机构申诉管理者的不作为；而面对拆迁补偿问题时，有39.4%的受访者会选择“争取不到合理补偿就不搬迁”。另一方面，从选择直接放弃申诉、消极默认的比例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公共环境受损、拆迁不公和司法不公。即当受访者认为不利情境同自己的直接利益联系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时，越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而影响事件的发展方向。
耐受力水平越高，应对不利情境越理性。在三种假设的不利情境中，个体的耐受力水平和行为选择的积极理性存在一定的正向联系，即个体的耐受力水平越高，在假定的不利情境中越有可能通过理性的、非暴力的途径解决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司法不公的事件时，耐受力水平和公众的积极选择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相关系数为0.11，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具体来看，一是在影响耐受力水平的四个维度中，社会满意度对选择的理性程度影响更为直接（具体见表2）；二是逆境复原能力越强，即坚韧性量表得分越高，选择越趋于理性；三是即使面对同样的选择，耐受力水平不同，选择也存在显著差异。按照统计学惯例，我们将耐受力水平得分高于50分的群体划分为高耐受力群体，数据分析显示，低耐受力群体选择消极应对问题的比例更高，例如通过静坐、示威等方式抗议司法不公的选择人群中，低耐受力群体选择比例为6.9%，而高耐受力群体只有1.6%（具体情况见图3）。这也反映出，即使在最消极的行为选择中，耐受力高低仍然影响着决策结果，但从本次调查中暂时没有发现这种选择与收入、学历、地域间的直接联系，因此造成差异的相关原因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70后面对不利情境更理性，公职人员和学生群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我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时发现，不同群体面对不利情境的选择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一是70后群体在面对不利情境时的选择更为理性，这也与前述的该年龄段人群的逆境复原力较强、耐受力水平较高相印证；二是通过在向媒体反映或网上发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群体中，80后群体占比相对更高（39.3%）；三是面对公共环境破坏的情况，会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的群体中公职人员群体占比更高（均值差为0.299），而在对“当别人维权能够使我受益时，我就没必要亲自维权”的认同度调查中，学生群体对此的认同程度最低（60.0%的学生选择十分不认同，在各群体中比例最高），这也是该群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一个佐证。
正确看待耐受力水平的若干建议
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变革和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公众的耐受力水平仍然能够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如何正确看待公众的耐受力水平，并且将其转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司法公正、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
公众耐受力水平高，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有着较强的抗压能力，对党和国家高度信任、对未来社会抱有积极的预期，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宝贵动力。这股力量既是社会发展的促进力，同时也是对党和国家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的压力。改革必然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发展攻坚期、改革深水区也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这需要改革者有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而公众强大的耐受力和面对逆境愈挫愈勇的决心，恰恰是改革所需要的动力。将这股压力转化为动力，汇聚力量，凝聚民心，才能够撬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不断加强。鉴于公众的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对耐受力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要找准切入点、突出重点群体，对大中专学生、收入两极化的群体要重点关注，分析其心理特点，重点抓好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培育工作；二是对核心价值观更为认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社会精英要做好示范引导工作，发挥正面影响力；三是要注重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离不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因此只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凝聚人心。
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努力让人民满意。社会满意度是影响公众耐受力十分重要的变量，它综合了公众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和对政府执政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对社会也会更加满意，进一步地，公众的行为也就越趋向于理性。因此努力让公众满意，必须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中寻找答案，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把“老虎苍蝇”打下去，使民生保障落实好，让环境资源可持续……不断提升公众的“获得感”，这不仅需要政府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顺民意惠民生，简政放权便民利民，推动创业创新利好政策落地，也需要公众自己从自身条件出发，抓住“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利民政策，利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让自己的“获得感”由内而外得到提升。
政府需不断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在“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诸领域之中，其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都将对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不断形成新的、甚至颠覆性的挑战。本次调查告诉我们，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当前政府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的能力和治理方式转变的满意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政府进一步加深对互联网治理规律的理解和认识，既不盲目跟风，也不妄自菲薄，大胆创新、稳步提升和转变政府治理方式，是“互联网+”的时代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冷静思考的课题。
各级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仍需继续强化。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公众需要维权时，向司法机关和当地人大寻求帮助的比例占六成左右，这一比例也反映了立法、司法机关在普通民众中的存在感和权威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而，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各级人大机关在公众心目中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力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树立人民法院在公众心中的权威性，提高司法审判的公信力，让困难和矛盾的解决方式回归法律、回归理性。（作者：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郭尧、于飞）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
20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