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独家调查：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基
- 时间：2015-05-21 09:32
人民论坛网5月21日讯，近日人民论坛杂志社通过人民论坛网、人民论坛全国理论调研点、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易等平台发布调查问卷，面向党政干部群体和普通民众调查部分官员不作为真实原因。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5年4月25日—5月12日
调查方式：（1）通过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易等平台发布网络问卷调查；（2）通过人民论坛全国理论调研点面向党政干部群体和普通民众随机发放纸质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339份；（3）电话访谈等
调查样本：8896份（网络问卷6557份，纸质问卷2339份）
在8896份有效样本中，71.7%的受访者在与干部打交道办事时经常有“为官不为”的切身体验；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现象；近八成受访者认为40-59岁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现象；五成以上受访者认为“胆小怕事‘不敢为’”是“为官不为”的真正原因；八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加强督查问责，督促‘为官善为’”等制度建设是治理“为官不为”更有效的方法。
由此可见，“为官不为”的“懒政”现象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官场旧秩序的陋习依然存在。基层干部，尤其是县级部门和乡镇部门的干部则是这种陋习的重灾区。而干部晋升的年龄限制，最容易使40-59岁的干部转变为碌碌无为的“懒官”，逐渐步入不想干事的“不作为”行列。这些“懒政”干部主要存在“推卸责任，善于‘打太极’”、“欺上瞒下，遇事‘和稀泥’”、“求稳怕乱，忙于‘做样子’”等问题。公众与干部群体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认知高度一致，普遍认为这些干部“由于自身不干净、怕触碰利益、怕得罪人等，胆小怕事‘不敢为’”。当前党中央多次强调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性，转变干部作风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加强监督问责等制度建设更为有效与刻不容缓。
71.7%的受访者“经常感受到”官员“不作为”
“打太极”、“和稀泥”、“做样子”位列“为官不为”表现前三
当问及“您与干部打交道办事时是否有过‘为官不为’的切身体验”时，71.7%的受访者选择了“经常感受到”，26%的受访者选择了“偶尔”，仅有2.3%的受访者选择了“没有感受过”。可见，“为官不为”的“懒政”现象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官场旧秩序的陋习依然存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申建林指出，官员“不作为”的典型表现有三。一是消极逃避，不作为。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给整个官场带来了极大的震慑，一些问题官员忧心忡忡，无心投入工作，而其他官员则明哲保身，抱持只要不出事宁肯不干事的保守心态。这种不作为似乎是反腐带来的后遗症，但反腐并不是懒政怠政的根源，懒政怠政与腐败一样，同源于当官图利的腐败之心。当制度不力、风声不紧，办事有腐败之利时，就表现出极大的事业心和工作热情；而当制度紧收，腐败丢官，做事只有辛苦而无意外之财时，就转而消极逃避、无所事事，以图安逸，并保住官位。二是思维简单，懒作为。还有一种庸懒之官并非办事拖拉、推诿回避，而是懒人懒办法，懒人办懒事，一出现问题，不论其复杂性，只图简便省事，不做具体分析，不顾成效与后果，简单决策一刀切。采取一刀切的懒办法，图的是简便省事，既省去了调查研究之苦，也避免了日常管理的麻烦，但却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对民众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三是虚张声势，假作为。如果说懒作为的问题在于不讲方法靠蛮干，思维简单，办事粗暴，那么假作为则毫无办事之心，装样子，善表演，虚张声势，大搞形式，毫无作为却百般掩盖，还要制造积极努力、风风火火的假象。
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县级部门”（47.1%），其次是“乡镇部门”（23.5%）
在官员懒政、怠政不断被爆出“新花样”和持续受到关注的背景下，究竟“为官不为”现象在我国哪一个行政层级较为严重？明确这一点，有利于相关部门更为准确、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出“药方”。调查显示，据受访者的观察和了解，“为官不为”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县级部门”（47.1%）；“乡镇部门”排在第二位（ 23.5%）；选择“地市级部门”的受访者占比为22.0%；相比之下，仅有7.4%的受访者选择了“省级部门”。由此可见，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为官不为”在县级、乡镇等基层干部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基层干部权责不对等。特别是在乡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无限大，权力却大部分集中于县级以上，有的基层干部感到“多的是任务、少的是职能”，有些工作甚至“吃亏不讨好”。有的干部认为“既然做不好，不如不做了”。从政权层级来看，乡镇干部“不作为”的现象较多。乡镇干部处于我国公务员队伍链的最末端。相对而言，其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任务压力大，同时还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从干部职级来看，县处级副职及以下的干部群体，肩上责任不重、自我要求不高、担当意识不强，其职业自豪感较差。少数干部本身就是冲着那些灰色收入而来的。在中央“八项规定”、强力反腐下，那些将不合理利益视为应有报酬的干部感觉被“捆住了手脚”，“不能吃、不能占了”，但也“不干事了”。——湖北某组织部干部象山居
“不会干”在基层干部中表现突出。基层的个别中层干部平时疏于学习，懒于思考，领会不了党的政策的根本意图，掌握不清基层一线的具体实情，寻找不到落实指示的正确抓手，好政策被曲解，好事情被办砸，一事无成不会干；或因习惯于往日悠哉乐哉的生活，习惯于躺在功劳簿上安于现状，习惯于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更毫无本领恐慌意识，毫无能力危机意识，手足无措不会干。
近八成受访者认为40-59岁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现象
选择30-39岁和20-2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仅占8.7%和1.5%
“天花板”干部：升迁无望、不思进取；“二线”干部缺乏约束、行动懈怠
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受到经历、学历、年龄等条件的限制，认为自己在职务上没有晋升的空间，从而不思进取，行动懈怠，满足于当“混事官”。具体而言，这类官员主要以“天花板”干部和退居“二线”干部为主。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有关调查显示，在党政机关中，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县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层干部群体，他们中只有大概10％－15％的比例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形成了所谓遭遇“天花板”的干部群体。在调查中，70％的受访者认为45－55岁的官员最容易遭遇“天花板”现象。一些仕途升迁无望的官员，会出现自暴自弃、自由散漫、得过且过，甚至抓紧机会贪污腐败等心态。
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要用好各年龄段的干部，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但是因换届调整、大部制改革、领导职数限制以及干部队伍年轻化等因素，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将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好的领导干部改任非领导职务，且对退居“二线”干部缺乏刚性管理约束机制，致使干部退居“二线”如同提前“下岗”，游离于组织管理之外，思想懈怠，政治上不思进取；有的摆老资格，不服从单位的管理，对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不理不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五成以上受访者认为“不敢为”是造成当前干部“为官不为”的真正原因
公众与干部群体认知高度一致，进一步细究原因复杂
在“您认为哪个是造成当前‘为官不为’的真正原因”的公众调查中，51.8%的受访者选择了“由于自身不干净、怕触碰利益、怕得罪人等，胆小怕事‘不敢为’”；而在针对干部的问卷调查中，过半受访者也选择了此选项，对于“为官不为”的真实原因，公众与干部群体认知高度一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认为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官员消极观望式的“不作为”可能与对未来政治信心不足、反腐败高压之下对未来预期不明、政策转型需要适应期等要素有关。客观地讲，任何时候，政府施政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的现象，只是需要认真分析哪个时段、哪些机关、哪些部门和哪些官员更为常见。一般来说，政府部门中普通职员和非主要领导不作为，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偷懒”现象，其原因可能与动力不足、激励不够、官僚主义、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有关，可以归结为管理和激励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主要领导对于中央政策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其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态度问题——既定立场和利益结构与中央政策取向的不一致，导致主要领导执行政策态度不积极，从而在行动上表现为消极观望、有选择性执行或强烈抵触；二是认识问题——对于新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手段的认识不到位不充分，导致行动上不主动，遇到困难信心不足，畏缩不前；三是能力问题——由于缺乏应对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和办法，主观上又担心因把握和处理不当而担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表现在行动上缩手缩脚，浅尝辄止或敷衍了事。
受访者认为加强监督问责等制度建设比思想教育更有效
由于不作为问题的隐蔽性较强，且难以找到证据，因此治理起来就更加困难，却又刻不容缓。本次调查中，82.2%的受访者认为“加强督查问责，督促‘为官善为’”、“加强制度建设，约束‘为官作为’”、“完善考核体系，规范‘为官奋为’”是治理“为官不为”更有效的方法，选择“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为官有为’”的占比为13.9%。
要使干部为官有为，重点还是要让“敢担当”的作风回归本位，这就需要治标与治本等多方面的制度保障。对此，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系教授陈天祥认为，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机制的有机衔接将能有效治理“慵懒散”。对懒政怠政的治理最关键的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为此，政府应该有以下四种作为：一是强化领导干部对人民负责的公仆意识，增强他们的责任心，促进他们锐意进取，不负人民重托；二是下放权力，扩大地方治理的自主权；三是加强问责机制建设；四是改革政府组织结构和岗位管理制度。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王柳认为懒政庸政是一个事关政府治理结构、行政权力配置和干部激励的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绩效问责，建立政府及干部履职责任的激励和约束。绩效问责以整体性地呈现政府日常管理信息的方式，建立职责导向的制度化问责，形成前置性的积极责任约束，并以评估的程序化强化规则意识，以评估的参与性强化回应性，具有管理责任和政治责任双维指标的价值性。
来源： 人民论坛网
2015-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