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调研报告
- 时间：2009-03-11 08:45
对内开放，振兴中华-——代编者按 记者：马克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发言人赵启正前天说得一点没错：“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是最富裕的七个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近13倍。2009年，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增长 8%，权威国际机构的预测则在5%—8%之间。但即使只增长5%，也还是世界第一。因为各机构对2009年全球平均增长的预测在正负1%之间，对七国集团平均增长的预测无一例外是负值。
那么，为什么连年获得经济增长冠军，2009年仍将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扼要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经济日益呈现高增长低就业的特征，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点，可创造将近两百万个就业机会，现在只有60万个左右。另一方面，生育高峰期一代正进入就业高潮期，年轻力壮又找不到工作，就会殃及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背离在1990年代后期发端，2001年后加速。这是一个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GDP增长优先的政治目标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外因是国际资本成建制的产业转移，内外因发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则是全球化。
无论GDP增长还是出口，都必然优先发展制造业，而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远低于服务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的就业就更少，但它却是增加GDP的能手。
可以用如下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30年尤其是最近15年的高增长：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要素“红利”（刻意压低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成本）+全球化红利=GDP高增长。
制度红利来自改革。30年前，一个精壮劳力可以食不果腹地无所事事，但他要是做点生意，就可能因“投机倒把”罪而被枪毙。现在，大部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孩子已经无法理解当年的故事了。
人口红利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生育高峰，这为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大规模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转移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低要素价格来自从中央到地方的重商政策，全球化的推手是跨国资本，中国对全球化则先是被动接受，后是主动拥抱，因为中国在加入WTO后拿到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
在这个模式下，中国保持了30年的高增长，但也出现了环境赤字、社会赤字和产业结构赤字。这三个赤字越积越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来削减。
2008年9月在美国爆发并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调整增长模型的努力产生何种影响呢？
先看等式左边，全球化红利即使不消失，也会大大缩水。在发达经济体负增长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投资和从我们这儿的进口都会相应缩水。人口红利还能再享受5到10年，但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因为我们过去对人口红利的挥霍，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将面临无比巨大的压力。要素“红利”有相当变数，中央政府清楚搞对要素价格的意义，但始终未拿出足够决心，今天又面临经济下滑的局面。但要素“红利”实在是一副毒性很大的生长剂，虽然短期内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贻害无穷。
所以，如果想保持等式右边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只能在制度红利上做文章。幸运的是，尽管已挖掘了30年，但中国未挖掘出来的制度红利比已挖掘出来的还要多。仅此一项，足以补偿其它三项的损失。
前提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
正如赵启正先生所言，中国未被卷入当下的金融危机，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在1998年发动的金融改革健康了国内的银行体系，那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高潮。而中国当年得以安渡亚洲金融危机，又得益于1993年税制汇率等宏观领域的一揽子改革，那年的中国经济已在失控的边缘。再往前，邓小平在“文革”废墟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大门。
读史明志，开放解放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而改革又降低了发挥比较优势的交易成本，这正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奥秘。过去的成就来自改革开放，未来的希望仍系于改革开放，越是危机之年，就越应是改革之年。
和过去30年不同的是，未来的开放重点应由对外转向对内。外资十分重要，但外资崇拜就毫无必要，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只能寄托在内需上，寄托在国内老百姓的消费上。而对内开放和深化改革其实是一回事，对内开放，就意味着加大打破垄断的力度，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把享受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就意味着加快建设公共财政的速度，意味着一个更便宜更高效的政府，意味着把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更好地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对内开放，振兴中华。如果您有兴趣读完眼前这5个版的文章，您会发现，这八个字，就是我们想传递的全部信息。
高耗能产业大反转 记者：曹海东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不惜放松一度严格管制的高耗能产业，这让节能减排政策目标的实现难上加难
刚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中，有近20个省分——尽管这些省份在去年遭受了经济重创——将GDP增长目标定为两位数。这种超越中央“保八”底线的自信心让各地公布的未来两年内的投资计划可达中央投资计划的八倍左右。
好比一群饿了四五年的人，一旦有肉放在嘴边，哪有不吃的道理。中央政府释放的“4万亿”信号，让这些饿汉几乎一夜之间找到了享用盛宴的捷径。
这条捷径就是放松对过去中央严格控制的“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业）行业的管制。“4万亿”救市方案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公布使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迎来了春天。
这在6年前不可想象。2003年之后，在宏观调控的高压线之下，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顶风作案的成本都在增高——黄牌警告、违纪处理等等。金融危机为这个踩了多年刹车的经济体开了一次“绿灯”。
“绿灯”带来的则是地方的加速度保增长需求与中央节能减排目标的背离。在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十一五”前两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5.38%，仅完成规划目标的26.9%；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完成规划目标的32%和22%。中国原本计划到2010年时，单位 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
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将相当艰巨。显然，在未来三年内，地方与中央将在保增长与节能减排上进行新一轮的较量。
电价：对抗第一波
对抗的第一波来自于中西部省分集中降低电价。从2008年年底开始，中西部各省分——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等地先后出台电价优惠措施，扶持钢铁、电石、硅铁等高耗能企业。
2008年下半年，首先是沿海城市的出口迅速下滑，进而传导至上游原材料供给，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产品价格迅速跳水。
这一轮经济滑坡中，中西部省份的煤、焦、铁、化工等行业集体下滑，体现在用电量上则是两位数的下滑。以往这些行业的用电量占到当地总用电量的一半以上。去年11月最严重时期，宁夏等地的高耗能企业出口量下降了一半以上。
“在电力供应宽松的态势下，地方选择降低电价是为‘保八’找出路。”国家电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说。
在电价由国家发改委严格管控的中国，电价的调整意味着原本的价格管制体系开始松动，同时也让这些地区的高耗能企业一夜之间得到喘息之机——这背离了中央严控高耗能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2007年国家发改委、电监会为了落实节能减排，曾要求各地逐步取消电解铝企业用电价格优惠。
这一波降低电价客观上让高耗能企业暂时度过难关。以电解铝耗电为例，其用电成本几乎能占到成本的一半以上。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位矿老板说，降低电价可以降低成本，让企业在短期内得以喘息。
此次中西部省份降低电价几乎都由政府出面协调电网、电厂和煤炭企业等多方分担降低电价的风险。按照地方的描述这是“发电企业降一点、供电企业减一点、政府补一点”。
之所以如此，山西省电力公司的一位中层告诉记者，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征收电费非常困难，其中政府是最大的难点，以至于企业都效仿。分担电价客观上也降低了电力公司的风险。
尽管如此，很多电力公司还是对高耗能企业执行“先交钱，后用电”政策。“现在的形势下，用电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山西省电力公司这位中层说。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内蒙古、宁夏都是2007年未能完成国家的节能减排任务的省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他们原计划从去年8月开始对电石、铁合金产业实施提高电价、限产等政策。
经济危机让这一切化为泡影。节能减排已经让位于经济发展。
目前，这些省份采取的都是试探性措施——比如试行两到三个月。电力企业分析认为，地方政府也是忌惮国家对此限制。电监会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与发改委从去年年底开始检查各地高耗能企业的违规用电情况。
“优惠电价是一种临时性措施，虽然与节能减排形成冲突，然而这种压力不会太大。”胡兆光乐观地认为。
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则表示，地方高耗能企业并不是通过降低电价能够挽救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萎靡。在韩晓平看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政府压电价，发电公司、电网企业减少收益，客观上又减少了市场需求。
“地方认为只要高耗能一上就能启动经济，哪会知道这些产业一上马就没有生命力呢？”韩晓平说。
能源政策进入死胡同？
之所以地方政府能在短期内敢于为高耗能产业大开绿灯，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默许”。
在过去的6年内，中央严控“两高一资”行业产品的出口，为此，专门采取了调整产品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等措施。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拉动出口，中央集中修订了以前的出口政策。以此轮提高出口退税的行业为例，虽然大多数行业的产品符合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要求，但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也赫然在列。除此之外，政府取消部分钢材出口关税以及钢材出口实行的许可证管理。
此前，国家物资储备局也加大了有色金属的收储力度，目的是拉动铝锭价格。云南、四川、宁夏电解铝厂在恢复生产的同时更是加大产能建设。
出口政策的松动、国家政策的调整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耗能产业将可能复苏。
“现在能源政策的调控已经进入死胡同。”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说。他认为，从已经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可以看到，这十个行业基本是2003年至今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经历过近6年的发展，这些行业——钢铁、汽车、石化等已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也难怪经济学家们指出，振兴产业的目的是消化产能。记者日前在山西等地采访即随处可见焦炭堆积，炼钢炉偃旗息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振兴规划获益最多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其也是“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重点。过去两年内，中央已经为这些企业分配了强制性的节能减排指标。这一轮投资将会让这些行业的减排难上加难。
反观美国救市，上周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国情咨文中即表示，“我们致力于让汽车工业革新改造，重新创意，使之具有竞争并获胜的能力”，而不是“给予保护”。
事实上，受制于整个经济大环境，中国的这种积极政策并未导致出口大幅增加——今年1月份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7.5%。
政策松动的信号一经释放之后，A股的钢铁、水泥、化工板块的股票纷纷暴涨，各地方政府也疯狂上马更多的项目。
一位国家电网内部人士透露，在今年地方“两会”期间，各地都积极争取电网投资，以此为当地的剧增的投资保驾护航。
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坦言，依据过往的经验，中央在加速投资时，地方本身的投资冲动、实际需求以及摆脱金融危机的紧迫感，将会导致项目在审核、立项方面不会常态化审查。“快来快办，适度借机放松管制，这是地方加快发展的一种典型做法。”上述官员说。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今年年初11个冠名拉动内需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煤化工、火电项目报至环保部，总投资达438亿元，不过，最终环保部“予以暂缓审批”。
“这些项目有的是干脆不行，有的地方条件不允许，标准不严格。”环保部上述官员说。为此，碳排放专家程裕富建议，政府在分配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分配的比例并成立绿色环保的专项基金，把重点放在真正绿色环保的公司的投资上。
不过更多人还是乐观看待这一轮高耗能的“复苏”。在他们看来，相比2003年的投资，这轮投资项目的质量远胜于6年前。
招商引资,当初我们走得太快-——合资与一个大型国企的倒掉
记者：葛清
当时的合资公司弥漫着“只要是伊莱克斯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是中意的就是错误的”的风气。整个经营生产权全部由外方控制,而外方派过来的都是不了解长沙和中国市场的外国人。
合资后,伊莱克斯不仅看不起中方的经营管理,亦视中意品牌为累赘,有意将其慢慢萎缩直到彻底消失。“在签署合资协议时,我们太缺乏经验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合资条款中签署了很多对我们是不利的东西。”长沙市一位官员说。
中意破产
伴随长沙冰箱厂关闭的,还有另外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惊人消息:国有企业长沙中意电器集团被政府正式批准进入政策性破产程序。“中意”对于长沙人来说,如雷贯耳。即使中意品牌已经消失了6年,长沙人在听到这两个字时还是会笑一笑,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的骄傲。
最心痛的人,莫过于贺燕飞,中意集团总经理。工厂关闭对于他来说,是一段维持了13年之久的痛苦旅程的瞬间终结。
长沙中意集团成立于1983年,系引进意大利梅诺尼公司的冰箱生产设备和阿里斯顿冰箱制造技术生产中意牌电冰箱,当时称长沙电冰箱厂。
两年后,年仅21岁的贺燕飞分配到了这里。
1993年中意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于当年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家电产品重点骨干企业和出口基地之一。当时的中意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生产、外贸等多角化经营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企业集团,其主导产品有电冰箱、空调等系列“中意”牌电器。
从1986年至1995年共生产各类家电182万多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35亿元,利税5.8亿元。
1995年,其资产总额超过11亿元,职工1972人,拥有6个全资子公司和5个合资公司。当年有第三方机构在评估中意的品牌价值,仅在西南地区就超过10亿。
但是这段辉煌的历史从1996年与伊莱克斯合资起,就彻底终结。中意将占自己业务比重超过80%的冰箱产业拿出来,与伊莱克斯合作,以期通过结合外商的资金技术将这块业务做大,带动整个集团的发展。
但是没想到,合资以后合资公司马上陷入经营性亏损,1996年当年就巨亏。这一年贺燕飞是中意集团总裁助理,他见证了合资谈判,也见证了长沙冰箱厂命运的突然转变。
1996年至1998年合资公司连续三年亏损,亏损总额3亿多,这对中意公司来说,史无前例。“中意只用3年就失去了80%的资产。”贺燕飞说。
由于失去了公司的主导产品冰箱系列且由于合资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使得中意不仅受到利益损失而且中意品牌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自此中意一蹶不振,不仅投资得不到回报,其他产品也因中意品牌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产品本身市场竞争力不够而得不到发展。中意由此效益逐年下降,直至亏损而始终无法扭转局面。
到2003年,中意承受不了合资公司的拖累,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市政府批准同意以伊莱克斯整合其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资源,并把长沙作为其在中国地区的家电产品制造和销售中心为条件,优惠转让中意40%的股权给对方。伊莱克斯公司以4000万的低价受让收购中意集团40%股份,从此实现对长沙冰箱厂的独资经营。只此一笔,中意直接投资损失了2亿元。
独资后的第二年,中意也不得不在进行企业改制的同时申报进入政策性破产程序,并由此承担近两千员工的失业补偿。2008年底,政府终于正式批准中意破产。
一个价值10亿以上的本土品牌,一个具有25年历史、资产总额11亿多的国有企业,就这样消失了。伊莱克斯葬送了中意?“不能说中意被伊莱克斯给葬送了,伊莱克斯本意也并非如此。但痛心的是,这就是事实。”贺燕飞说。
中意从创办之初,几乎每年有超过5000万的盈利。合资之前业绩一路飘红,1993年盈利超过一个亿,1994年5000多万。合资以前中意最高一年的营业额达到30多个亿,员工达到2400多人。
为什么合资会成为一个大型企业命运的转折点呢?
贺燕飞1998年起担任中意副总,但是他说他记不得这些细节了。只有把当初的合资协议拿出来重新翻阅,他才能找到当时的感觉。
合资之初中外双方在经营上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伊莱克斯和中意在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是60%和40%。中意40%的股权权益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权全部在伊莱克斯,经营管理人员也都是伊莱克斯派出的,中方只派了负责后勤服务的副总。这个副总必须服从伊莱克斯统一的领导,不参与企业任何决策。他没干多久就因为合作不愉快而回到了中意集团。据说他曾经向合资公司提过一些意见,但对方拒绝采纳。
当时的合资公司弥漫着“只要是伊莱克斯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是中意的就是错误的”风气。整个经营生产权全部由外方控制,而外方派过来的都是不了解长沙和中国市场的外国人。“他们语言不通、文化不相同,连沟通都有困难,怎么做好市场?”贺说。
加上伊莱克斯没有能够恰当把握市场机会,直接导致合资以后形成了连续3年亏损的局面。
不仅看不起中方的经营管理,伊莱克斯亦视中意品牌为累赘,有意将其慢慢萎缩直到彻底消失。———这是贺燕飞翻阅了合资协议以后,从当初签署的合资协议和合资合同条款中得出的基本判断。
合资条款中有一个技术转让费和商标使用费。
技术转让费是按照销售收入的3%提取的,这个收入直接从合资公司提给了伊莱克斯,因为当时全部采用伊莱克斯技术进行生产。
商标转让费提取是对等的,属于伊莱克斯和中意双方共有。如果使用伊莱克斯商标,则由伊提取商标使用费,用中意的商标就由中意提取。但是因为决策权在伊莱克斯,所以中意品牌基本上得不到重视。
所以,商标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基本上是由伊莱克斯单方面提走了:商标使用费是销售收入的1%。技术转让费是3%,总共是销售收入的4%。
没有证据表明伊莱克斯将合资公司的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国外去了,“我也不认为它这么做了,但是销售收入的4%从1996年到2003年一直归伊莱克斯所有。这部分收入数目不少。”贺说。
中意品牌在合资以后只维持了半年左右就彻底消失了。之所以能维持半年,是因为合资之初还有部分中意的产品和款式正在生产销售中,把这部分产品做完就也没有出现过中意品牌了。
而伊莱克斯从1996年投入3.6亿现金,到今天撤退,“期间的投入应该数亿元,收入却甚微。”贺说。招商引资错了吗?“招商引资我们当初走的太快了,快到连经验教训都来不及总结归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长沙市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6年的合资开始于企业自主行为,但是决策者却是市政府。
在合资框架的设立上,企业与政府曾经有不同的意见。
企业中有声音认为把60%的股权全部让出,整个控制权都不在中意这边,中意没有办法左右企业的发展,这样对合资公司不利。
但是市政府非常强硬的主张出让60%股权,并有官员放话: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合资框架,那他可以退出。———当时政府主张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主张步子迈大一点。“招商引资没有错,不管怎样引进了资金和技术,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政府应该多听取企业的意见。”贺燕飞说。
他认为失败正是源于这样的合资框架。“失败的原因还有一点,在签署合资协议时,我们太缺乏经验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在合资条款中签署了很多对我们是不利的东西。”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跟跨国公司合作的时候,中意过去的这些经验都应该成为整个国内同仁的参照。树立一个品牌不容易,中意用了13年,毁掉它却很容易。”贺说起往事仍旧唏嘘不已。
现在贺燕飞的一个工作仍旧是招商引资,这同样有政府的支持,同样是政府的主张。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已经懂得了什么是话语权和控制权。
重视就业不能光喊口号
-—专访政协一号提案主持者、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王钦敏 记者：唐勇林
政协一号提案对大学生就业的短期建议重点
●鼓励承担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吸纳大学毕业生为合同制科研人员
●共青团、妇联、残联可以牵头招募大学生全职到社区和农村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服务，在实践中为社会服务业培训人才
●在尊重劳动合同法不能随便解雇人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让企业采取岗前培训、见习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
危机之中，就业成为最大的政治，似乎亦在情理之中——大洋彼岸，危机肇始之地美国，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就说，复苏计划“首先着手于就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将失去更多的工作，导致更多的痛苦”。
3月2日晚9时20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完王钦敏时，尚有2个采访在等着他。
61岁的王钦敏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王曾在福建古田上山下乡5年，在英国、日本进行科研15年，回国后从事大学管理4年，担任福建省科技厅厅长5年，与学术与现实均殊为熟稔。
采访中，王钦敏之于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的忧心可鉴。这样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持续关注，在致公党并不鲜见。作为一个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和其他有海外关系者组成的政党，致公党很大一部分关系在高校和企业。现任的9位主席、副主席中，有7位担任过大学校长、副校长。
担任行政管理逾9年的王钦敏，对建议的可操作性颇为重视。寄望提案中的“干货”，“能帮到一些人就业”。
南方周末：致公党中央酝酿《关于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就业问题的提案》的时候，想到过它会成为今年政协的一号提案吗？
王钦敏：还是去年11月份，我们就开始准备，做了一些调研。我们当时注意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在东南沿海一些省份，订单少了，返乡的农民工多了。我们为此请了一些企业家来座谈。但在座谈中我们发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很大。所以我们把就业——包括大学生和农民工——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研究。这个提案是致公党中央几个重点提案之一。
南方周末：致公党中央为这个提案做了哪些工作，接触了哪些人？
王钦敏：主要是调研，开座谈会。我们致公党和海归、学校联系比较多。现任的9个主席、副主席，有7个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党内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初步方案后，又请了党外的顾问、咨询专家提意见，开了好几次会。另外，“两会”之前，致公党各个省委员会也都准备提案，报上来的两百多个提案中，涉及就业的有近10个。把这些全部归结起来，最终形成了提交政协的这个提案。
南方周末：为什么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很大？
王钦敏：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数字很不好。统计一下，2009年毕业的大学生六百多万，再加上历年来累积下来的，有近800万大学生没有就业。我们觉得，有必要给中央提一些建议。这涉及到800万个家庭。如果这些国家和父母培养了多年的大学生没能就业，是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提案中说，经济增长未必会带来就业增长。
王钦敏：GDP多不等于就业就多，宏观调控的时候，不光要GDP，还应该要就业人数。我们以前对就业还不太重视。就业是非常重要的，要以人为本。四万亿投进去，不能只看眼前的那些数字，还要考虑就业。最能消化就业的，还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必须得到关照。
当然，这又跟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系。怎样平衡这种关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但是有一点，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太理想化。
南方周末：提案最关键的建议是什么？
王钦敏：提案宏观部分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流动、社保，但我们更看重后面两条建议，它们才是马上可以操作的“干货”。
我估计，选我们做一号提案，可能也是因为后面这几条“干货”，因为可操作性很强。
比如我们建议，鼓励承担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吸纳大学毕业生为合同制科研人员。为什么这么建议呢，因为按规定科研项目的人员费用有一个上限，约7%，有的甚至更低。现在高校不少项目，钱不能花在聘用人员上。这个能突破的话，吸收大学生到项目就没有问题，不少项目如工科技术开发、软件编程，大学毕业生更实用。
我们这个建议，也不全是为了短期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的产学研、产业化为什么搞不好，这是一个原因。科研项目里面没有本科生，都是博士生，没有梯队，就没有可能去做产业化。要产业化，是要服务、要重复性劳动的。没有辅助人员，我们就做不了。
我们还建议，共青团、妇联、残联可以牵头招募大学生全职到社区和农村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服务或搞技术培训、科普宣传，在实践中为社会服务业培训人才。我们现在的社会服务还是比较差，第三产业只占百分之三十几，但是台湾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六。很大的一块，没有人去做，也没人懂得怎么去做。共青团、妇联、残联、科协，他们是没有钱的。如政府资助他们，我们觉得花得值。
再比如说，劳动法规定，不能随便解雇。我们就建议，可以考虑让企业采取岗前培训、见习等方式尽可能多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调研时我们发现，企业要用人，又怕不好用不能解雇，有时候干脆就不用了。我们跟企业家谈过，这样变通一下的话，他们很愿意用。
开个小公司怎么这么难？ 记者：陈叔杨
拿到营业执照的过程，比王奇之前想象的要难得多。更重要的是，政府设置的审批程序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他最大的一条财路
离2009年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王奇从广州工商局拿到了自己公司的营业执照，他准备过完年后开始出去跑业务。
王奇在一家弱电设备公司工作了4年，是公司里最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看到这个行业的利润很不错，便萌生了自己出来创业的想法。去年底，王奇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开始着手创办自己的公司。
注 册
“我在广州有自己的房子，可是不能用来注册，得租个店铺或写字楼，而且店铺要经过租赁备案交租赁税。租赁税一次至少要交一年。”王奇发现，公司还没影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大笔开支。除了租金，王奇还要自己承担租赁税，他告诉记者，租赁税严格说来是出租方出的，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都是承租方出。“我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可是注册之后不在里面办公，工商税务来查怎么办？”王奇想到更多的问题。
办营业执照之前的手续就让这名工程师晕头转向，各个单位间跑来跑去，租赁备案就办了七八个工作日。王奇开始发现一切比想象中的要难。
找不到合伙人，王奇决定以自己和妻子作为股东注册公司，他了解到，这样的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金3万，但是自己所从事的弱电工程安装行业，注册资金跟资质审批有很大关系，“50万以下根本申请不到资质”，而资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的公司能够承接的业务。王奇决定投入50万作为注册资金。
银 行
按程序，王奇来到了银行开验资户，在工商银行，五百多元的收费也让他大吃一惊，“验资时间一个多月，还要交那么多钱，你说冤不冤？”因为手续准备不全，来来回回往银行跑了多次。
大堂经理告诉王奇，银行有跟几十家代办验资业务的注册公司合作，如果找他们的话，办起来就快，个人来办就只能看银行的审批快不快了。
王奇算了一笔账，如果找验资公司代办，要交1万块左右，自己去银行各种开户费加起来近两千块，“去年12月二十几号开的验资户，上个星期才把基本户办完。50万按活期算，这段时间怎么也该有一两千的利息吧。”王奇还告诉记者，很多公司都是虚假注资，像自己这样实打实的不多。
接下来去办理验资报告，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出示了存款证明，“盖个章，拿几页纸出来，一二十分钟搞定，收了五百多块钱。”过了五六天，王奇才拿到验资报告。
工商局
在工商局注册，填写业务范围的时候，又卡了壳。王奇在业务范围一栏里填写“综合布线”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布线属于通信管线，是需要前置审批的。“我问我给客户布一条网线要不要审批，他们说也要。我无话可说。”
王奇最终没有在业务范围里写明综合布线，“虽然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但写明总是好一点。”还让王奇郁闷的是，在填写“设计施工维护”时，工作人员说不能写维护，只能写维修，王奇觉得维修不太对，但也只能写了个维修报上去。
“后来去国税局报税的时候，因为业务范围内有维修的字眼，就认为我应该交增值税，后来地税局工作人员告诉我，2009年1月1日开始，我这种以安装为主附带销售的业务应该交地税，没有增值税。维修指的是大的工业设备，他们看到维修两个字，就死板地认为应该交增值税。我给人修东西，工商局又不给我写维护。我就只能零报税。本来没有这个业务，加上去双方都是负担。”
1月16日，王奇终于拿到了经营许可证，从当初办租赁手续算起，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时他对公司的前景也不乐观了。
政府审批
“现在政府单位是块最大的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王奇告诉记者，做这一行，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钱是最好挣的。然而这些单位招标对投标方资质要求很高。资质审批达不到级别，根本不用想做政府的单。
按照规定，最低的安防4级，也都要求个合同技术人员。王奇想到，这样一来，自己很难做稍微大一点的项目，只能给小型的超市、商店做，然而这些小项目竞争激烈，他们价格上就挑剔，利润空间不大。
谈到资质审批，王奇有一肚子的苦水。“政府这样做方便了政府机关的人，搞一个审批，资质过了就可以不管你了，平时不管，没有什么指导，本身他们也不懂。所谓年审，就是把你的资料复印交上去给他看，资料过得了关，也就过关了。根本起不到一个监督和监管的作用，反而设定很多门槛，让刚刚起步创业、没有资金的人做不下来。”还是先别出来创业的好
最困扰王奇的还是，从年初到现在，他还没有接到过一份单。“我前几天在外面跑，想找需要装远程监控的商铺，可能性很小。技术来说很简单，有的请朋友就做了。连锁超市没有决定权。宾馆和网吧，都是公安局指定的单位去做。没有资质的，就处在一个极度竞争的情况下；有资质的话，就算撒点钱出去，找找关系，那也舒服。”但那些名目繁多的资质离自己现在的公司似乎太遥远了，他告诉记者，智能化设计施工的资质，要求10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面积。
在外奔波无果后，王奇现在寄希望于网络，“我在google上做广告，昨天看了一下，点击量是零。”
王奇想想，觉得之前同事的提醒有道理：“我什么都能自己做，就是业务这方面不行。”以前在公司，一个月有几千块的收入，现在这位小老板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现金入账。
王奇在外租的商铺已经给妻子开店用，他担心，万一工商税务的来查，营业执照也会被吊销。
现在，原来公司里那些热心的年轻人问起的时候，王奇只能告诉他们：先留在公司好好干。
夹缝中求生—— 一个电信小企业的创业之路 作者：唐勇林
到今天，电信服务行业的巧取豪夺，已让中小企业主鲁民认命。他只好转行做点“大人物”们不做的苦力活——电信设备。但是，税负之重又让各种“避税”方式甚至成为“明规则”。
大佬与小公司
鲁民至今仍坚持把“项目型企业”视为中国企业未来希望之所在——它们有机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更重要的是，始终被市场逼着奋力创新。
不过，有着这样一家企业的鲁民，却并不认为自己的公司有什么未来。
八年前，鲁民和一帮兄弟砸下家当，开办这家电信增值服务公司的时候，可不这么想——那时候日子虽然艰难，希望却好似就在眼前。
最初的大半年，只有投入，看不到产出：租房子要钱，买设备要钱，搞研发要钱，光是养着二十多个人的工资，一年就是四十多万。不过，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身边的许多同行，还没有触到希望，就已经倒在了路上。
鲁民的公司是幸运者：熬过了最初的艰难日子，探出了一条路，开始渐入佳境。
好景却不长。突然有一天，鲁民发现自己白热化的竞争对手从自己身边消失，被扔到一个用户找不到的角落。还没来得及窃喜，鲁民自己也被扔到了同样的角落。
鲁民知道——“大人物”出场了。在鲁民眼里，这些“大人物”自己不用想创意，看到别人想出的好点子，再拿过来就是，如同微软一般。微软靠的是财大气粗，而他们则是靠其他东西，比如父亲。
在服务商的推荐榜上依旧热闹，不过鲁民知道，那些红火的十几家公司，都是同属一个老板的后起之秀。这个行当的探路者，都被扔到了角落。如同超市的货，推倒货架，会发现这个市场有你一个，但是用户是找不到的。“所谓项目型企业，就是几个大佬，拍拍脑袋，就能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到今天，这个行业的巧取豪夺，已让鲁民认命。他这样以创意取胜的企业，窗口期非常短，刚露出赚钱的苗头，机会就被人拿走了。“而且，项目稍微大一点，能赚钱，无数的中间人出现了，给你买路，牵线搭桥。拿项目的中间费用，最高能达到合同金额的30%。”
而这个行业的朝令夕改，让鲁民亲见一家比自己大得多的公司的死掉：公司眼看都要上市了，因为大佬们的一纸命令，营业额从数亿萎缩到几千万，一下子就垮了。
好容易探出的赚钱法子做不下去了，鲁民只好转行做设备，“做点大人物们不做的苦力活”。
税负高
鲁民可以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交税却没得选择。
花样繁多的避税培训班，不无恐吓地告诉他，老老实实纳税，他这个行当，因为抵扣困难，100块钱销售额最高要交40块。在鲁民看来，这有点夸张，但与事实也相差不大。
从避税培训班那里交流来的经验，甚至包括购买发票——这在鲁民这一行里，甚至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而为了让管理者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花出去的那笔费用，鲁民称之为“润滑费”。
最初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鲁民不无顾忌，因此死掉的同行，也偶有所闻。不过，“如果让你或者立即毫无疑问地死掉，或者将来可能死掉，大概没有人会选择前者”。
躲过了无数死去的机会，鲁民颇感可惜的是，五六年前，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没有机会做大。“没有钱。小项目，自己的钱还能腾挪腾挪；大项目来了，根本不敢接，看着钱挣不了。”“到现在我还想贷款。以前还傻傻地去申请，现在都懒得试了。贷不到的。银行给大公司贷款，几个亿没了，写个检查就算了。给你小公司贷，50万收不回来，那也是要掉乌纱帽的。换了我，我也不给你贷的。”
颇有意味的是，鲁民一直在痛斥大人物，不过对于自己的公司能够坚持八年，他的总结是：“出来得比较早，还能从其他渠道挣点钱，也在全国各地买关系”。
伊莱克斯突然停产走人 长沙市政府或要求补偿 记者：葛清
从告知员工要关闭工厂，到开始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伊莱克斯只用了6天时间。走得如此匆忙，让很多人愤怒不已。
突然停产
2月6日，伊莱克斯长沙冰箱厂三百多个工人围聚在工厂的两个大门口，群情激愤，要求外商提高工人的离职补偿金。很多工人带着孩子一起在等待。外商的管理人员，包括几个外国人则被围困在厂区内的办公室，而一百多个警察在厂房外警戒。
该厂的技术研发人员王洪亮（化名）当时就在现场。这是工人自发聚集在工厂的第二天。王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家突然之间被解散了，补偿太低让我们愤怒。”要求关闭工厂的是伊莱克斯，这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典的家用以及专业电器制造商。它是世界最大的厨房设备、清洁洗涤设备及户外电器制造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电器生产商。长沙冰箱厂是它的独资工厂，也是它在中国的惟一白色家电工厂。厂内总计员工超过700人，具备年产100万台冰箱的能力。
此前3天，农历正月初九，这是工人新年后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当很多人还在兴高采烈互祝“新年快乐”的时候，却突然被告知“明天不要来上班了”，工厂将在3月31日之前全面停产，而员工补偿方案很快会出台。
接着，王洪亮就收到了8页纸的书面通知，其中“员工安置计划”中写道：2月4日（正月初十）起向全体员工宣布员工安置计划，9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伊莱克斯按照比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低标准稍高一点补偿员工。
看到这8页纸，他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突然之间失业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4号，伊莱克斯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古尼拉在上海约见媒体记者。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她公布了关闭长沙工厂的理由：伊莱克斯冰箱要走高端品牌路线，而长沙工厂不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长沙的地理位置也不利于产品出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对于伊莱克斯来说，这是一次抛弃中低端冰箱市场的公司战略调整。而对于长沙冰箱厂等待解除劳动合同的七百多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为何停产成谜
“长沙工厂不具备生产高端冰箱的能力。”在长沙，古尼拉的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
“伊莱克斯在中国的冰箱生产基地只有长沙，把惟一的工厂关闭，怎么做回高端？”该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研发人员说。
李志向伤心地认为，伊莱克斯关闭工厂的最主要原因是经营不善连年亏损造成的，而古尼拉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掩盖亏损的托辞。“伊莱克斯冰箱2008年在长沙的销售收入应该不到2000万，在湖南省的市场份额微不足道。”一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而湖南省的家电市场容量都在数十亿元以上。
伊莱克斯冰箱在长沙生产，本报记者走遍了市内数个大型高档商场，却几乎看不到伊莱克斯冰箱。
工人们普遍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产品质量上，而是出在从经营到市场销售的体系中。
从2003年在中国独资生产冰箱至今，伊莱克斯换了6个中国区总裁，平均每年换一个。业内普遍认为，这使得伊莱克斯在中国的战略摇摆不定，徘徊于做高端还是中低端之间。
而长沙的情况更是一目了然。据说伊莱克斯的销售机构几乎全部都在五星级酒店，基本上都是将产品甩给卖场听之任之。
李志向对这个现象完全想不通，他两年前从一家国内知名电器公司跳槽来这边。“中国的市场很大也比较分散，在五星级酒店里面怎么做销售？按照我们国内家电企业的做法，销售人员应该经常与卖场沟通，至少不能将产品往卖场一放就不管了。”李志向说。他认为在高档家电方面惟一能跟伊莱克斯相提并论的是西门子，而后者市场就比伊莱克斯做得好得多。
选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关闭工厂，亦被外界看成是伊莱克斯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信号。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08年长沙冰箱厂的生产规模极大地萎缩，工人经常停产放假，有时候每周只需要工作三天；工人进厂时得到承诺是每月能拿到1200元左右的薪水，但是2008年能拿到的平均薪水只有几百元。尤其是下半年，工厂几乎陷入停产的困境。伊莱克斯提供的资料则表明，该厂已经只具备年产50万台冰箱的能力。
政府提补偿
在很多人看来，长沙是被伊莱克斯抛弃了的。
从告知员工要关闭工厂，到安置计划出台，再到开始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伊莱克斯只用了6天时间。走得如此匆忙，让很多人愤怒不已。
中意集团总经理贺燕飞说他是最早得知工厂即将关闭的人之一。
春节前伊莱克斯就已经派管理者到长沙市政府沟通，当时的用词是“暂停生产”。贺认为伊莱克斯并没有实话实说，他认为“暂停生产”实际上就是永久停产。于是他在春节前也向市政府提交了书面报告，认为伊莱克斯不事先与工人沟通就突然撤走，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劳资纠纷。
中意与长沙冰箱厂是两个不同的企业，已无任何关联。贺燕飞如此关注长沙冰箱厂，是因为伊莱克斯的现有员工中有很多是中意在合资期间派去伊莱克斯工作的。直到宣布关闭工厂时为止，还有四百多人是原来中意的员工。
这些人与中意已经脱离劳动关系，但是中意与他们有合约：他们被派去伊莱克斯，如果哪天被解职，还可以按照国有员工的身份从中意集团拿到部分补偿金；另外伊莱克斯也应该补偿他们。
长沙市政府最关注的也是员工安置问题。市劳动局牵头处理此事，要求伊莱克斯撤离之前必须妥善解决劳资纠纷；市国资委则主持处理资产方面的关系。
2月底本报记者赶赴长沙时，工人已经选派了代表跟伊莱克斯展开谈判。3月2日伊莱克斯公布的员工安置方案中明显提高了工人的补偿金，很多工人已经与伊莱克斯解除了劳动合同。
但是事情并不是就此打住。
1996年市政府按照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欢迎伊莱克斯和中意合资。2003年，又把中意在合资公司40%的股权（当时市场价超过1.1亿元）作价4000万贱卖给了伊莱克斯。
作为回报，伊莱克斯则向市政府做过一系列承诺和签署了一些协议，可如今都没有兑现。这些承诺包括：
把在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都集中到长沙，要增加投资，在长沙形成比较大的产业群。合资之初伊莱克斯对长沙的定位并非就是一个工厂，但是经营一两年以后，长沙实际上就只是一家工厂；独资之初伊莱克斯承诺把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都集中到长沙生产，但是很快它的洗衣机业务转移到了泰国；它承诺把厨具拿到长沙来生产，最后也没有兑现；伊莱克斯原计划加大在长沙的投资，虽然投资可能增加了，但增资只是为了弥补亏损，并不是实际上的增加投资。
以上这些承诺没有兑现，虽然并非伊莱克斯的本意，有市场销售和经营上的原因，“但伊莱克斯至少需要向市政府有一个交代。”贺说。
贺燕飞认为，伊莱克斯没有兑现协议承诺，理应需要补偿。他已经将补偿方案上交市政府。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金额。
合肥:保护主义之矛难攻反保护主义之盾 记者：韦黎兵
在强势官员的精心设计之下,合肥的政府建设项目六权分立,政府冀望招投标真正形成竞争,而企业能在竞争中成长。
但当本地企业突然飘摇于经济危机之中,政府急切的援手却被自己两年来亲手设立的制度挡住。当苦心设立的市场机制遭遇保护主义的挑战,合肥的故事将如何延续?
救,还是不救?
眼看着本地企业在经济危机中飘摇,合肥市政府却犯了难,尽管他们手握五百多亿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政府采购资金,是历史上“钱最多的一年”。
合肥市政府的矛盾,从文件的批复就能看出端倪。
去年年底,安徽省发文,要各级政府优先采购本省产品。2008年11月,合肥市政府办公厅顺势发布《关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若干意见》,也同样指示优先购买本地产品,使用本地建材。
但当合肥市招投标办公室列出产品目录,并草拟出相关政策,以在招标中对本地“创新产品”进行倾斜时,市里却又迟迟未批。
市经委提出一些促进本地企业销售的政策,比如对购买本地产品给予一定补贴,也迟迟未能得到市政府的确认。
像所有的地方父母官一样,维护本地经济平稳发展无疑是第一要务。可是为什么在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向本地企业伸出援手之时,合肥却如此犹疑?
除了担心引来批评地方保护的舆论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合肥的决策者们知道,在那里最近两年改革形成的政府项目建设体制下,想帮本地企业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而这套制度,正是两年前当地政府为了促进竞争而亲手设立的。拒绝“老大”
宋友贵很牛气。在工程甲方———也就是发包方———是老大的时代,他却总敢拒绝这些老大,最新的案例就发生在上个月。
宋是合肥市招投标市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主任,这天他来到合肥瑶海区城投公司,商量一个拆迁安置项目工程的招投标。但瑶海区城投公司———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却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在招投标文件和合同中,规定中标者必须使用瑶海当地的一家电缆厂的电缆?
这家电缆厂是瑶海区几年前招商引资从浙江招来的,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深受影响。瑶海政府希望能伸出援手,通过这个大项目的采购来帮助消化他们的电缆。
通常的项目工程中,发包方总是被称为“大爷”,处处被人伺候。即使许多地方政府都设立了招投标中心,但甲方的面子往往也不能不给。
宋友贵却没买这个账。早就听说这家电缆公司价格比较高,施工单位不太愿意买。在温颜解释之后,他回绝了这个要求。
宋的底气来自于合肥市的制度设计。
整个合肥市的政府项目都必须经过投资招标,而且都必须集中到宋友贵所在的招投标中心。于是,他们不用担心得罪了谁以后没有生意。
而对他们这些招投标中心的官员,业绩考核最主要的指标只有一个:与项目预算相比,能为市里省多少钱。为此,宋友贵们接到了市里的直接指示:“让全国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企业都能到合肥的招投标市场参加投标。”
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合肥政府建设项目的投标价直线下降,更是让宋友贵们有理由保持牛气。而甲方的“大爷”们若想帮帮哪个小兄弟,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举重若轻”了。
即便这个“小兄弟”是一些合肥当地的大企业,想要得到照顾,也不那么容易。2008年6月,合肥为公交公司采购200辆公交车,这个预算近亿的大项目遇到了激烈的争夺。在国内客车业影响力颇大的合肥本地企业安凯客车也加入战局,直接找到市领导希望能独享这个大单子。但最后,安凯不得不将价格降到其所能承受的最低水平,在所有投标者中以8600多万的最低价中标,而合肥为此省下800多万。孙金龙的“六权分立”
这套制度的设计师是合肥的一把手孙金龙。2005年,新领导———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孙金龙,兼任了合肥市委书记。在此之前,合肥连续三任的书记都是出自本地。
今年47岁的孙金龙,在当地被评价为“有魄力”、“比仇和还厉害的铁腕书记”。上任三个月他发起的“大拆违”,让人瞩目———半年里,合肥拆除了全市清查出的违章建筑的一半多,包括一些党政机关的小门面。
铁腕“大拆违”之后,他决定启动合肥“大建设”。但在中国多数地方,政府庞大建设资金的主要支配权,掌握在财政、建设、交通等少数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手中。而这些机构所管理的投资项目和采购资金,通常由其自己进行招标,部门利益、潜规则、犯罪往往丛生于此。
在合肥这个“又穷又小”的省会城市,孙想找一个办法既能干事又能省钱,还能保护干部。
撬动的支点就在新成立的招投标中心。2006年年底,孙金龙决定成立由市长牵头和相关局办参加的招投标管理委员会,下设与财政、建委等平级的招投标管委会办公室,管理招投标中心。
原来隶属于建委、财政、国资等的建设工程、政府采购、产权交易中心,全部与原部门脱钩,整合进入招投标中心。国土局所属的土地有偿使用服务中心也一并迁入这个统一市场。
为了让刚成立的招投标中心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孙金龙在人事上也动足了脑子,招投标管委会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
但是,像在许多其他城市发生过的那样,即使全市工程都进入统一的招投标中心,原来那些手握事权、财权等各项大权的强势部门在发包时的话语权依然难以撼动———比如说,虽然你招标,但钱在我这儿,招标的于是便只能成了跑腿的。
继续分权,是强势孙金龙的新办法。
一方面,合肥成立了重点项目建设局,具体管理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招标的权力却给了招投标中心。更关键的是,项目资金拨付从各家实施单位———发包商———上收到财政系统的投融资中心,而且必须经过审计局审计。
一套分权制衡的新机制由此建立。一个政府项目,先由规划局制定规划,建委进行项目设计,发改委审批立项,招投标中心招标(招标完成后建委才能发放开工许可证),再由重点项目建设局负责项目建设,最后,随着项目进展,经过审计局审计,财政投融资中心拨款。
规划、设计、审批立项、招标、审计、拨款,六权由此分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单独主导项目,发包方和投标者搞定一系列环节进行幕后操作的成本变得极高甚至不可能。
而合肥市因此得益不少。2007-2008年,招投标中心为政府招标5200多个项目,60%都是外地企业中标。这些项目共花钱520亿,比原定的预算减少了90亿。合肥的尴尬然而,一场金融危机,却突然让本来因此得意不已的合肥市政府为了如何救企业而发了愁,马鞍山钢铁(合肥)公司就是难题之一。
去年第四季度,随着整个钢铁行业从盛夏跌入寒冬,马钢(合肥)公司四座高炉关了三座,超过6000名职工的大企业陷入困顿。
政府派去公司的工作组回来反映了现实的困难,希望能通过政府投资项目的钢材采购,拉他们一把。孙金龙为此要求建委向施工企业做工作,在同质同价的前提下,优先采购马钢的钢材。
同样的救助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许多地方纷纷出台政策要求优先采购本地产品。但是在六权分立的制度之下,合肥的要求却陷入尴尬。
合肥招投标管理办副主任陈华解释,投标企业在激烈竞争中中标后,必须严格控制成本才能盈利,因此一旦建筑企业按有效最低价中标,政府如果想让企业采购并不那么价廉物美的本地“自主创新”产品,其实很难。
由于马钢(合肥)公司通过代理商经销,没有直销渠道,在合肥市场上价格反而比其他钢厂价格高,目前钢材供过于求,施工企业根本不愿意购买,即使合肥市建委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对施工企业施加一些影响。
制度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即使是政府想伸出援手,也不得不听听市场的意见。直到后来,马钢建立自己的直销渠道并降价,所生产的钢材才陆续有人购买,停产高炉才开始陆续复产。
事实上,在这场金融危机突然到来之前,合肥的许多当地企业正在这套招投标制度下走上了不断改进的轨道。刘学荣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刘是安徽国资委所属省三建工程公司的常务副总。在这套制度改革之后,由于大量引进省外企业,省三建不得不把投标价降得很低,但仍然常常竞争不过那些小私营建筑商。
在竞标合肥滨湖区一个拆迁安置房项目时,众多的竞争者,让必须在政府大项目中取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市场地位和信誉的刘学荣不得不将报价降到最低,以至于微亏———刘很有些激动:“我们就是花钱买广告。”“我们国企不能只追求盈利,还要管很多离退休干部的医药费,多时有5万职工就业。这是在为政府分担社会责任,政府就不能给予我们适当的倾斜吗?”刘学荣对此颇有微词。
在外地许多城市,他常常感受到当地强烈的地方保护的影响,比如有时候规定必须要有上年度当地的工程业绩才被允许投标。
这让他很矛盾。他也同样希望公开透明的竞标。由于公开透明,有30亿产值的省三建,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大项目中,比起小企业来有明显优势。虽然每次投标算算利润都很薄,但这也迫使他们不断改进管理。两三年下来,省三建的毛利依然还是维持在3%—5%的水平,规模却在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
看起来,制度改革的背后,连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都慢慢驶上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危机的不断演变,将会如何改变合肥企业的命运和合肥政府的行为?故事依然还在延续。
各省支持本地企业的措施
安徽
鼓励使用省产工业设备；政府优先采购省产汽车,鼓励城市出租车使用奇瑞等企业生产的轿车；鼓励企业积极使用安徽省产钢铁产品；政府投资项目要优先使用安徽省产钢材、水泥、钢门窗、浮法玻璃、电线电缆以及配电设备；皖电用皖煤；促进省产烟酒销售；政府优先采购本省产品；促进省产农机、化肥向农村市场销售
河南
政府优先采购省内产品。公交车辆、农机补贴、物资储备等原则上使用省内产品。公务用车、环保设备、药品集中采购、家电下乡等所需产品,优先使用省内产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公务接待一律使用省内产品。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的材料和设备、系统集成及软件服务,优先购买省内产品
陕西
增加对省内企业生产药品的采购,扩大省产药品在农村市场的份额
湖北
各级政府优先购买省产钢材、汽车、建材、烟酒、家电等本地产品
湖南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应积极采购省产车。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办公及公务活动,应积极采购和使用本省产品。省内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材料、设备和机具,企业生产所需的燃料、原材料、辅料,医院所需药品,积极采购符合要求的本省产品。大力推动生产工业品下乡销售活动
深圳工会:危机中的减压阀
金融危机时期,深圳在全国实践工人和企业之间的集体谈判,确定危机期间或者未来的薪酬福利水平,努力在危机时期重塑劳资以及政府关系
如果不裁员,世界将会怎样?
深圳艾美特公司给出了一种答案。
去年10月中旬,生产小家电的这家公司订单骤降,裁员几乎是别无选择。然而,6000多名工人推举了一位工会主席为代表去和老板谈判。谈判的结果,企业只给工人发基本工资,多余的人就组织培训。
安静的厂房里,富余工人被组织起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其中1000人组成的广播体操队代表深圳保安区,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次考察中进行表演。
两个月后,厂里的订单渐渐多起来,重新回到岗位上的工人们主动提出,免去自己的加班费用,以此回报企业在危难时的不裁员。
这种调和劳资双方分歧的集体谈判被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为:劳资矛盾的“减压阀”。集体谈判的星星之火
集体谈判,这是工会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但在中国,集体谈判才刚刚起步。
焦点事件就是2008年7月17日,沃尔玛中国总部和沃尔玛深圳8500名员工代表举行的薪资谈判。双方谈判后最终签订了集体合同约定:深圳沃尔玛店的员工2008年、2009年工资的年平均增长幅度为“9+1”,即工资平均增长9%,同时公司提供1%用于升职和特别调薪。
即使现在遭遇经济危机,但这一谈判结果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个结果与当时沃尔玛工会代表提出的12%相差不少,但这次谈判标志着中国工会开始从福利工会迈向谈判工会。”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
而仅仅3年前,也同样是因为沃尔玛,中国工会第一次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2005年11月,中国工会首次促成了在全球范围内从不建工会的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中国晋江组建了第一个工会。
这也标志着中国工会在非公和外资企业组建工会,特别是强力推进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建会的行动取得重大突破。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截至去年底,跨国公司在华累计建会率已经达到83%。中国工会的会员已达2.2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会。
建会集中行动提高了工会的覆盖面,但企业工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体谈判机制的确立。
深圳在这个领域率先发力。2008年8月1日,《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颁布,从法律层面标志着谈判工会正式在深圳市确立。这部法律的第18条第三款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可以履行代表会员和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并监督集体合同履行的工作职责。这是中国法律法规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比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更进一步的集体谈判概念。
在更为重要的第18条第八款中还规定,基层工会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可以代表会员和职工积极“争取”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等正当利益。“过去说工会是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王同信说,“现在,仅仅‘维护’是不够的,还要‘争取’。”减压阀“2008年我们只发生了两起劳动纠纷,远远低于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谈起自己的工作,深圳市龙岗区街道的赐昱鞋业工会的张光明主席骄傲而自豪。
赐昱鞋业是一家外资企业,员工最多时达到2万人。2002年,工会依法组建,刚开始老板对这个组织似乎怀有警惕和陌生,但在之后的工作中,工会的确为管理上带来方便,“老板现在对我们工会的工作很支持”,张主席说。
成立工会后,赐昱鞋业公司按工会法有关规定,在银行开设独立工会账户,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交纳工会经费,并按规定比例上缴工会经费。
有了这笔经费后,赐昱鞋业工会为工人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最受欢迎的是免费终端班”,张主席说。这是一个与当地龙岗技校合办的培训课程,请技校的教师在周六周日来企业上门教学,工人们免费学习2-3年后,可以拿到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这个班已经办了4届,总投入100万元左右,培训了300多个学员。
像其他基层工会组织一样,赐昱鞋业的工会中设立了5名调解员,任务就是不断与工人们交流,第一时间了解工人们的诉求,“将许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张主席说,他与他的工会干部们都是兼职。
2008年1-5月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由于历史矛盾的积累,周边一些没有设立工会的工厂出了很多问题,工人上访、罢工不断。而他们工会早在2007年9月就送了20批干部去上级工会受训,学习新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回来后给工人讲,让工人正确理解这个法律。“我们是为了创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而并不是像老板们想象的帮工人跟他们对着干。”张主席说。
金融危机的时刻,这种长期的培养和工作收到了“患难与共”的成效。赐昱鞋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订单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工人平均工资缩水近400元,这样的时刻,工会一方面积极采集工人的诉求,“收集了近100个建议”,另一方面做工人的工作,稳定工人情绪。2月19日,工会组织了企业、工会和员工三方座谈,进行劳资沟通,最终,企业方承诺“不裁员、不招工”,工人们则表示与企业“抱团取暖”,之后,富余人员或者被编入“改善组”,负责研究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或者转去进行培训。
现实意义上,深圳市的工会组织的确起到了稳定劳资关系和社会的作用。
2007年四月初,深圳盐田国际码头公司员工突然罢工,劳资双方长期积累下的矛盾问题以极端的形式爆发,这也给深圳市政府带来压力。问题暂时化解之后,工会组织得以在盐田国际码头公司里设立,工会的干部全部是职工民主投票选出。工会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向企业方提出要进行集体协商,双方就历史遗留问题、工资福利等问题达成一致,并确立了集体协商机制,劳资关系趋于稳定。金融危机以来,盐田国际深受打击,自1989年开港以来盐田港区集装箱吞吐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谈判桌上,企业方坦诚摆出处境的困难,最终提出对工人工资只增长1%,但是全力保证不裁员,工会代表们最终没有提出异议,表示接受。
正如深圳市总工会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设立工会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劳动关系比没有工会的企业稳定,只要企业尊重工人,80%的工人愿意与企业共患难。”
也许是早就注意到工会“减压阀”的独特作用,深圳市政府领导层的意识里,对工会的作用非常重视。2008年,一位非主管工会系统的市领导找到工会,主动要求在自己主管的某行业中成立工会组织。不仅如此,一些原来对工会抱谨慎态度的外商们,也逐渐懂得成立工会的好处。在深圳宝安区,曾有一位做内衣企业的香港老总,刚开始对工会非常警惕,但成立工会之后,他发现在管理上、沟通上、协商上,都少了许多摩擦,原来的矛盾减少了,他每周还专门设立了员工接访日。尝到甜头后,他又开始跟自己的高尔夫球友宣传,组织朋友们去自己的公司的参观了解工会工作情况,许多老板都是在他的影响下,主动配合上级工会在自己的企业里建立了工会。
当前,深圳市企业中,工会覆盖达到60%。其中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如赐昱鞋业的工会一样发挥着真正的作用,王同信坦言,深圳市总工会之后的工作重点,将从“组建”转向加强现有工会力量。
来源：南方周末
日期： 2009-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