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调查
- 时间：2015-09-08 15:22
【重要发现】
●2016年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得分为67.9，较2015年略有回落，仍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心理坚韧性维度得分最高。
●2016年公众社会满意度得分为72.2，较2015年有大幅上升，公众对政府执政和公共管理能力给予了较高的信任和评价。
●公众对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和社会满意度均与耐受力水平显著正相关；此外，社会责任意识也与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联系。
●公众耐受力水平、社会满意度以及关于矛盾冲突的了解程度，将影响公众的应对策略选择。如公众对社会冲突矛盾了解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无行动策略；社会满意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积极性策略。
【调查时间】
2016年6月—2016年8月
【问卷发放】
面向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6745份（包括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平台和其他网络推送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6205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92%。
【样本构成】
▶ 44.1%的受访者为80后，90后占43.6%，其他年龄段共占12.3%；
▶ 29.1%的受访者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35.2%，群众占31.3%；
▶ 受访者以城市居民为主，占60.7%，乡镇村居民占39.3%；
▶ 41.1%的受访者月收入在2000-5000元，5001-8000元占28.6%，2000元以下占14.0%。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未来五年，我们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用创新驱动发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总体改善社会环境质量、完善各方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前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树立必胜信念，继续埋头苦干”。随着经济新常态下各项改革的不断攻坚深入、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型、结构改革的克难攻坚、小康社会的决胜推进等，诸多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不懈，用一份坚定、坚强的耐受力、勇气和后劲去面对各种挑战和难题。
“吃苦耐劳，不畏挫折”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国民性格的重要体现，也是对“耐受力”这一概念更为直观的表述。耐受力即为公众在遭遇矛盾和冲突下仍然保持固有状态和成长的能力。通过了解公众的耐受力水平，对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前公众的价值偏好，更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继2015年度推出 “当前公众思想指数调查”报告之后，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2016年度“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公众的心理韧性水平、社会满意度、冲突与矛盾的策略选择倾向、价值观变量以及人口统计学资料等。通过本次调查来呈现当前中国公众的人格坚韧性状况，摸清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的可能因素，探索当下耐受力水平与公众在不同矛盾冲突情境下应对策略选择之间的关联，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公众耐受力的政策建议。
2016年公众耐受力水平中等偏高，坚韧性最强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主要遵循整体性、有效性、实用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原则，进一步优化了已开发的耐受力指数。我们通过测量人格坚韧性状况来评价公众耐受力水平。相对应地，搭建了坚韧性、乐观性、力量性三个维度，并设计社会满意度量表，通过生活满意度、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三项指标来测量社会满意度对耐受力的影响。
耐受力包括了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其中，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个人对所处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工作氛围、人际关系等能够保持良好的适应，且当环境改变时不会因缺乏应变能力而出现不良反应。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集中体现在个人能够承受并理智地处理压力和困境，并以更积极有效的方式化解压力。适应和承受两方面的能力则具体通过坚韧性、乐观性和力量性水平来体现。在确定了耐受力指数的具体构成后，我们将耐受力指数分值设定在0-100分之间，50分为临界值，分数越高，代表公众的耐受力水平越高，抗压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就越强。
第一，公众的耐受力指数略有回落，仍属中等偏上水平。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本次调查的公众耐受力指数平均值为67.9（百分制），高出临界值50分0.92个标准差（见图1）。相对于2015年的68.80分，同比减少1.3%，但经过检验，二者之间差异性不显著，公众耐受力仍然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第二，心理坚韧性得分最高，公众情绪控制力较强。心理坚韧性，是指个人面对挑战等压力情境时，保持镇定自若、坚定不移的态度，并且能够迅速反应，较好地控制个人情绪。我们从目标计划、决策能力、把控能力等方面对受访者的坚韧性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同“我不会轻易放弃”的观点。与此同时，受访者在“我喜欢在解决问题时起带头作用”“我认为自己是个强有力的人”以及“我有强烈的目的感”等项目上的得分均超过3.4分（原始测评指标均以5分制计算）。公众的坚韧性水平越高，在面临困难、挑战和挫折时的态度就越会坚定不移；公众的态度越坚定不移，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越有信心。
第三，逆境复原能力得分次之，公众入世心态积极。排在第二位的是公众的力量性水平，得分为68.0，仅次于心理坚韧性得分。所谓力量性，是指个人在经历挫折后不仅能够复原，还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成绩。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约半数的（48%）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和应对挑战，并表示压力和困境反而会让自己更有力量，显示出公众具有较好的逆境复原力。与此同时，53.2%的受访者显示出更为积极的应对态度，“无论结果怎样，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一观点获得3.50分，显示出公众具有积极的入世心态。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L型，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倒L型，处于“爬坡升级”“羽化为蝶”的关键时期。因此，面对压力和困境时表现出的积极心态就是一种强大的制度结构所带来的竞争力的展现，是中国强国化的坚定基石。
第四，乐观性得分相对偏低，公众仍持谨慎态度。在耐受力指数三个内在变量的得分上，排在第三位的是“乐观性”，分值为67.1。乐观性指个人面对逆境有信心，愿意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事情。我们从情感关系支持和应对问题能力两个角度考察了当前公众的乐观性水平：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0.3%）比较认同“我有亲密、安全的关系”；而面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应付”的判断，受访者给出了3.32分。这反映出受访者普遍能够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同时，一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乐观性作为公众自身的心理坚韧性特质，其特质水平的高低还会影响到公众对威胁的感知，也会影响到公众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时的敏感程度。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经济转型初见成效，但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还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巨大的努力。下行压力的持续，多重自然灾害也给经济运行和群众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国际环境中新的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后续影响难以预料。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需要我们对面临形势的复杂性有充分估计，保持积极、谨慎的乐观态度，共同努力、攻坚克难。
第五，公众社会满意度大幅上升，“获得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满意度是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满意度与耐受力水平会在公众的视野范围和群体行为倾向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次调查选择了生活满意度、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三项指标构成社会满意度量表。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平均得分为72.2分，高于临界值1.31个标准差，显著高于2015年度的调查数据（66.80分）。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党和国家开展一系列举措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政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使民众的“获得感”得到不断提升，这也是社会满意水平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近五成（49.7%）的受访者“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生活满意度得分相比2015年上升13.9个百分点；约六成的受访者具有积极的生活工作态度，表示“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付出与回报是成正比的”，以及“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仍然愿意积极面对自己的工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仍有大部分公众对现存生活状况并不满意：56.3%的受访者“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但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公众对当下生活环境的复杂多变的认知以及改变现状的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其面对挫折时的心理韧性度。因此，继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对增加公众幸福感和满意度至关重要。
第六，公众对政府执政和公共管理能力给予了较高的信任和评价。首先，公众对未来预期表示了较高的乐观度。在“我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创新发展充满信心”项目上的得分为3.68分（见图2），近五成（48.1%）的受访者表示“充满信心”，29.1%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虽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饱受质疑，但由于政府支持转向服务型经济，并鼓励企业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政府实施“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让民众对中国新常态和创新发展持乐观态度。其次，政府公共危机应对能力获得了3.64分。58.1%的受访者认同“政府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正在提升”。目前，我国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各种公共危机不断浮现。但是，近年来，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完善预警机制、优化政府沟通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等，不断提升了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第三，57%的受访者认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民众的‘获得感’也将越来越强”，经过分析，全面深化改革的满意度得分为3.62分。三年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精心部署，稳步推进，全面深化各项改革，不断解决改革倒逼中产生的问题，促进了公平正义、增进了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最后，在信息获得来源上，54.6%的受访者比较信赖政府发布的信息。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探索政务公开的有效形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多因素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
我们知道，公众心理的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耐受力水平的高低往往也是多个因素、多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访者对社会上的矛盾和冲突类型的了解程度（自我卷入程度）、社会生活满意程度、性别、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等因素都有可能对公众的耐受力水平造成影响。通过将公众耐受力指数与对社会上的矛盾和冲突类型的了解程度、社会满意度、收入、学历、年龄等进行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变量间的相关性显著。为进一步探析何种因素在哪些环节会与公众耐受力水平的关系更加紧密，哪些因素对耐受力指数的解释力度更大，我们联立相关因素和耐受力指数建立了数学模型，对更详细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观察和分析。
首先，对于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与耐受力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公众对于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越高，其耐受力水平越高。本次调查中，当问及是否了解“社会保障纠纷”“司法不公、暴力执法”“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学校乱收费”以及“医患纠纷”等社会冲突现象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表示了解，其中约16%的受访者亲身经历过，约45%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了解。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在模型中了解冲突和矛盾的受访者与耐受力水平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即公众耐受力水平随其对冲突矛盾了解度的增加而逐渐上升。
其次，社会满意度与耐受力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公众社会满意度越高，耐受力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模型中社会满意度的受访者与耐受力水平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越高，其耐受力水平越高。社会满意度最高的受访者的耐受力分数均在80分以上，相反对社会表示最不满意的受访者的耐受力水平均在45分以下，低于临界值50分。
第三，受访者的部分人口学变量对耐受力水平有着显著影响。一是受访者的年龄大小与耐受力水平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中青年群体的耐受力水平较高（65分以上），而老年群体则显示出较低的耐受力水平（59分），而对于80后群体，其耐受力水平会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对于50岁以上的群体，其耐受力水平却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二是受访者的月收入在10000左右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收入低于10000元以下时，收入越高，其耐受力越强；收入在8001-10000元区间内的受访者的耐受力水平最高；但超过10000元后，耐受力急剧下降，但这种趋势还需要进一步的收集数据来验证。三是有稳定工作的受访者或者在某一领域的高精尖人才的耐受力最强，专业领域人员的耐受力得分为70.5分，医务人员、律师以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公务员、警察、军人、武警等）的耐受力得分均为69.6分。相应地，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耐受力得分最低，分别为65.5分和64.9分。另外，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或县级城市、乡镇村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呈现逐级递减趋势。可以认为居住地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基础服务设施越完善，社会保障越健全，当地居民的耐受力水平就越高。
除了上诉三个显著的特点外，调查还发现，社会责任意识与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联系。能够自我负责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强。人们站在怎样的立场来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将影响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如何看待“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太好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努力”这一观点进行了考量，结果显示，52.3%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多数受访者更认同自己的生活应该由自己负责，而非归咎于他人或社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也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的受访者，其耐受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的群体。同样，当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能够客观评价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体进行比对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社会冲突矛盾应对策略选择的行为逻辑
公众在遭遇个人权益受损、生存环境破坏等社会冲突和矛盾时做出的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态。为此，我们模拟了四类矛盾和七类应对策略，以测量公众的真实心态，进而分析耐受力水平、社会满意度以及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与策略选择的关联性。了解此类关联性不仅对于引导公众策略选择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社会紧张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前提。一方面，我们将公众普遍面临的矛盾分为以下四类，即与政府公共权力相关的矛盾和冲突，与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教育、医疗行业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消费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将矛盾应对策略划分为六种类型，包括无行动策略、诉求策略、沟通策略、疏通策略、法律策略和对抗策略。调查结果如下。
首先，“关系运作”是公众处理社会矛盾的首选策略。在处理上述四类矛盾冲突时，选择疏通或沟通策略的公众占有绝大多数，如在处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时，26.4%的受访者会“找关系疏通”，23.4%的受访者在面对“环境污染”时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胡适曾说：“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渗透在国人血液中的有一种关系网络和关系意识。“拉关系”成为公众应对矛盾的惯性与行为策略首选。
其次，诉求和法律手段是公众选择的次要策略，其中选择诉求的比例高于选择法律策略的比例。约18.9%的受访者表示面临公权力侵害的矛盾，如“官员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财产”时，将选择“上访或向有关部门反应”。相比之下，仅有约12.4%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打官司”。民间普遍“信访不信法”，一是上访比司法渠道便利，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要求的限制；二是行政相比较于司法集中了大量的资源，可以直接协调各部门或向经济组织施压。三是诉讼费远高于上访成本，因此当“关系运作”无法达到目的时，上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不二选择。
第三，无行动策略和暴力反抗是公众应对方式的两种极端，其中对抗策略的选择比例较低。当问及如何应对“社会保障纠纷”时，11.9%的受访者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或者“没有采用任何办法”；8.9%的受访者选择“暴力反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行动策略并不代表公众对社会参与的漠视，相反，他们迫切需要畅通的渠道表达诉求，拥堵的信访系统即是有力证明。
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我们发现：一是社会满意度越高，面对矛盾冲突情景的策略选择越积极。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满意度和公众的策略选择类型存在一定的联系，社会满意度越高，面对不利情景的应对策略选择越理性。以“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为例，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找关系疏通”以及“打官司”等积极理性策略的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在74-82分之间。其余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理性应对策略中，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均高于平均值72.2分。说明当公众对生活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感到满意，且对公共管理产生信任时，就越有可能通过积极的、理性的、非暴力的途径解决问题。二是公众关于社会冲突矛盾了解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无行动策略。对社会矛盾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了公众的策略选择。调查发现，当公众对社会冲突矛盾了解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或者“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等无行动策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公众对矛盾何时产生，怎么发展，如何解决等，没有形成基本的认知时，对于采取何种策略自然无从下手。
提高公众耐受力水平的几点建议
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变革和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公众的耐受力水平仍然能够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如何正确看待公众的耐受力水平，并将其转化为优化政府职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
公众耐受力水平高，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有着较强的抗压力，对党和国家高度信任、对未来社会抱有积极的预期，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宝贵动力。这股力量既是社会发展的促进力，同时也是对党和国家抱有更高要求和期望的压力。改革必然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发展攻坚期、改革深水区也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这需要改革者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而公众强大的耐受力和面对逆境愈挫愈勇的决心，恰恰是改革所需要的动力。将这股压力转化为动力，汇聚力量，凝聚民心，才能撬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具体来说，我们需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出发点，弘扬法治文化，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社会参与，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社会公平，增强公众的心理韧性水平和社会满意度。
第一，培育核心价值观，增强公众认知认同。社会体制转型不仅为国家和民族注入了活力，也给精神价值层面带来了巨大冲击。当前，依然存在不少人对多种价值观念不加辨别，盲目顺从。本次调研结果发现，公众的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对耐受力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续了我国优秀的精神血脉，对于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意义重大。一是要找准切入点、突出重点群体，对大中专学生、收入两极化的群体要重点关注，分析其心理特点，重点抓好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培育工作；二是对核心价值观更为认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社会精英要做好示范引导工作，发挥正面影响力；三是要注重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离不开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反腐败斗争、公共危机应对等成效。因此只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优化政府服务质量，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凝聚人心。
第二，弘扬法治文化，涵养公民法治精神。调查结果显示，当遇到社会矛盾和冲突时，相较于25.3%的受访者倾向于“找关系疏通”等非正式手段，仅有约12.4%的受访者选择“打官司”等法律策略。民众在遭遇社会矛盾或冲突时倾向于通过“人情关系”来解决，表明我国公民的法治意识还比较薄弱，根深蒂固的“人情”思想还在影响着民众的处事方式。法治精神是法治的灵魂，人们若没有法治精神、社会若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源之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为更好地治国理政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全局性问题，也是影响公众耐受力水平高低的绝对因子。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一是在社会维度方面，政府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将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在国家维度方面，不断培育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理念，立法者要使用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选择评价和优化法治理念，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司法人员要依据法治原则分析、评判具体的法律行为；行政者要按照法治原则执法，并保障行为符合法治理念。
第三，推动社会参与，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当遇到“学校乱收费”时，12.4%的受访者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等无行动策略，24.7%的受访者选择“找关系疏通”等非正式参与方式，11.1%的受访者选择“暴力反抗”等极端参与手段。良好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助于解决民众“求助无门”、求助方式单一、极端和非理性的困境，引导公民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是未来提高公众的耐受力水平的“疏通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而且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一是疏通利益表达渠道，做强信访工作这个主渠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完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制度；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大代表真正表达群众关心的事情；三是鼓励和培育各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高其利益表达能力；四是要建立舆情汇集分析机制，传达民众心声。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编织民生安全网。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了解过社会保障纠纷，其中亲身经历的比例有16.4%。此外，20.9%的受访者表示面对社会保障纠纷，会采取暴力反抗、无作为等策略。良好的社会保障有助于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是稳定公众耐受力的“托底机制”，更有可能成为压垮公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政府来说，一是要强化农村社保，打造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强化其就业技能，同时确保农民工能够享有社会保险。二是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基础，增加资金筹措渠道，如发展慈善、商业保险等，以增加社保体系中的建设资金。三是构建信息网络和数据库，统筹相关部门，打造一站式的信息平台，实现网上业务办理，推行“一卡通”标准，真正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第五，注重社会公平，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计了不少矛盾。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少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引起的社会公平问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中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是社会发展中一定存在的”。可以看出公众对此类现象有较高的容忍度。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14.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公平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理想状态，从衣食住行的经济公平，到选举、教育等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平，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公平。因此，政府应当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作为主要任务和道义责任，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增加教育投入、重置医疗资源、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等。努力做到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陈琳、贾晓芬)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