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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

时间:2011-06-01 11:09

 

 

树立公信从学会倾听做起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孔子论政,把“民信之”作为治国之本;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之举取信于民。提振公信力,是几千年来治国理政者上下求索的重大命题,也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当又一个春天降临大地,中国社会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倾听”,成为领导者们不约而同的行为。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省保定市与基层群众共度春节,深入城乡大地嘘寒问暖;温家宝总理来到山东嘉祥县、曲阜市看望农民群众,走入麦田了解旱情。一些省市领导干部也勉力倾听不同阶层群众诉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与移民的攀谈中了解民生,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歌曲《春天里》带来的感动中体会农民工的心声……

   苏格拉底曾经提醒世人:“自然赋予人类一张嘴、两只耳朵,也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有研究表明,人们每天花在沟通上的时间是:倾听为46%,说话为26%,阅读为15%,书写为13%。沟通首先从倾听开始,提振政府公信力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治国理政其实就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与交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样首先要求执政者敢于倾听、善于倾听。学会倾听,是干群沟通的起点,是群众工作的基点,是公信力生长的沃壤。

   学会倾听,才能相互理解,达成信任。倾听,是一种平等而开放的交流。领导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洞察时弊,体察民瘼,以虚心、坦诚、负责的态度,反思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实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仅可以提高执政的科学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也得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干部及其工作,信息与情感汇聚,信任与支持迸发,从而形成干群正向呼应的良性循环。

   我们不能忽视,在一些地方,横亘于干群之间的“信任墙”依然不少,尤其是当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辟谣没人信、谣言满天飞”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公信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平时工作中懒于倾听、疏于倾听甚至拒绝倾听,堵塞了沟通交流的渠道,错失了与群众增强互信的机会,任由信任资源流失、公信力受损。

   学会倾听,才能务实求解,凝聚合力。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真诚向群众倾听,其中隐藏着难以估量的力量与价值。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执政者需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民意,理性分析;需要在民智大开时汇集整理,仔细求解。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两会的代表委员们,通过实地调研、博客、微博、电子提案等形式大量搜集百姓呼声,征集意见和提案议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

   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改革发展阶段,学会倾听,善待表达,不只是执政为民的一种姿态,更是长治久安的科学选择。诚如领导同志所说,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倾听”,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执政做事听取群众意见,应该成为一种常识、一种常态。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实际,理顺关系,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规避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最大可能地用好发展的机遇和契机。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十二五”开局之年再谋新篇,需要党员干部乐于倾听,善于倾听,从民声民意中汇聚民智,凝聚民力,为又一个发展之春齐心耕耘。

   让公信力在阳光下生长

   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政府公信力源于民众的信任,信任的重要前提就是了解。在一个信息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的时代,政府的公信力与其信息披露的程度息息相关。

   公开透明是人们了解政府的前提。公开透明了,人们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政府日常运作,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只有公开透明了,公职人员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勤勉作为、不敢懈怠,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现在,一旦发生公共事件,人们首先关心的往往是事实真相,这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共识。而获得真相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公开透明。因此,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当有干部认为群众不明真相时,其实更应反躬自问,是否因为不够公开透明,从而导致真相不明?

   事实表明,一些公共事件的酝酿扩大,往往是不够阳光使然。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一些干部本能地抱着“瞒”和“捂”的思维,导致民众因不了解而猜测,因猜测而众说纷纭,最终谣言四起、使局面陷入被动。尤其在网络时代,面对多元快捷的信息获取方式,任何试图隐瞒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只有及时公开透明,才能掌握主动、获得信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过往经验的吸取,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选择公开透明。比如,面对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许多地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这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支持。但也有一些信息发布的效果并不好,究极原因,就在于发布的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而非公众关注的信息;甚至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公众的关切质疑却刻意回避。这样的信息发布,不仅与公开透明的理念不符,反而助长了人们的“反面猜想”。

   这也说明,公开透明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如果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自我资源,那么信息的公开透明就会被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如果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认识到政府信息的公共资源属性,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公开透明就会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公开透明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问题;政府公信力的打造,与政府服务人民紧密相连。

    政府“公开透明”的一个成功实践,是汶川大地震。在那场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正是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之所以成为第一选择、唯一选项,其背后则是以人为本的抗震救灾主线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关怀。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公开透明,动员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也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号召力和公信力。

   任何权力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可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权力也有封闭运行的冲动,并容易被滥用。要确保权力的人民属性,就要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使政府在民主监督中,遏制滥用权力的冲动,获得避免腐败的免疫力。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还是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体现的都是将政府“公开透明”制度化的努力,都在为政府的公信力构筑基石。

    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维护群众利益才有公信

   在发展过程中,信任的问题往往体现为利益问题。物价房价、工资社保、看病上学……对群众而言,利益不在你怎么说,而在你怎么做,于切身感受中才能建立起对政府、对干部的信任。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群众利益,可谓提振政府公信力的“牛鼻子”。

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正体现在立足改善民生的理念、系念群众利益的实践之中。

   利益是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这种背景下,各类公共事件日趋复杂,协调各种利益更为困难。面对相互交织的个别利益和普遍利益、少数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处理好了,政府公信力能倍增;处理不好,则可能让政府公信力蒙尘。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服务人民。可以说,除公共利益之外,政府没有其他的利益,这是政府的天然属性和根本旨归。面对复杂的利益问题,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有抛开自身利益、超越个别利益,才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解决好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赢得公众的信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

   现实中,在有的地方和单位公信力出现问题,很多就是源于不能超越个别利益。或是把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钓鱼执法”、“罚款指标”,因土地财政而来的“扩地冲动”等,都是如此。或是陷入利益交换,成为少数人、少数群体利益的代言人。比如在一些非法征地、野蛮拆迁事件中,相关部门也参与其中,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也有正当的个人利益,也有合理的发展诉求。有效切割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协调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如果职务的影响延伸到个人生活,行使权力时就难免以公权谋私利,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无论是量体裁衣的“萝卜招聘”,还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其直接的后果,都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看问题的视角,决定了面对利益时的胸怀。不能超越个别利益,目光局限于一人一时一事的得失,利益的个别化、局部化、单位化就会抬头。这也许能满足少数人的短期利益,但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失去的将是整体的长期利益。对待利益和信任的问题,我们应该着眼全局,把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看利益、想问题,才能在信任中达成共赢,提振各个层级上的政府公信力。

    要超脱于个别利益之上,不能仅靠“道德自觉”。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利益制衡机制,把权力的行使放进“金鱼缸”,把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放入“阳光房”,让群众的监督筑牢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健全保障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形成和拓宽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的参与拓展信任的源泉。

    信任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信任。超越个别利益,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提振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

    用制度守护公信力成长

    提振政府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公信力建设,只有扭住制度问题不放松,着重从制度层面寻找出路,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持续的动力。

    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种社会认同和信任,从现象上看,常常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际诚信,而从实质上看,则是社会运行和治理过程中,人们与政府达成的契约,社会对制度的信仰。因而,提振公信力,干部的职业操守、道德形象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制度基础是否扎实、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提供落实载体;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凝聚共识合力、促进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铺就现实道路;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开放透明、加强监督的权利诉求开辟参与渠道。好的制度设计,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期待,自然能得到普遍的信任与支持。

   正因此,党和政府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公信力的基础。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治理思想,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三年来的有效实施;从公推公选的干部选拔制度,到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制度创新,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安排,政府公信力站在了日益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在现代社会,利益格局更趋多元,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诉求更加强烈,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日益繁杂,更容易遭遇信任挑战。近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也不时暴露了制度问题造成的公信力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唯有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更加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调整、完善、创新,才能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近年来,废止收容遣送条例,颁布新拆迁条例,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立足实际情况,顺应党心民意,在破解问题和矛盾中,不断创造着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契机。

    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公信的树立在于制度被普遍遵循、一体奉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和干部对制度的态度和行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令行禁止,本身就是对制度的最好诠释,政府威信不树自立;有令不行,违法不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项制度必然流于形式,政令难以畅通,公信力也难以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不仅是政府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支撑点。

    从现实情况看,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更为紧迫。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制度执行不得力、监督不严格、落实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干部存在权大于法、滥用权力等问题,这不仅在无形中架空了制度,也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树立公信靠制度,制度公信看法治。公信力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能不能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使用权力。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二五”时期的政府公信力建设,尤其应把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基础上,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干部作风是公信力的生命线

   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干部的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

   政府公信力就像一个储存信任的“银行”:干部作风好,政府就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感召力,“银行”资产就不断增长;干部作风差,群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就要打折扣,“银行”资产就可能缩水透支。

    我们党从执政乃至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把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作为立身之本、执政之基、长治久安之道。向警予、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有名无名,千千万万干部以自己过硬的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诠释党的优良作风,彰显党的执政理念,树立起时代的标竿,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

    靠良好干部作风积累起来的公信力,是前人和集体留给我们的财富。继承好这笔财富,不断以自己的行动令它保值增值,是每一名干部的责任。疏于自律,作风涣散,任意挥霍群众的信任,不仅丧失干部自身的形象和威信,也损毁政府的公信力。

    作风是个宽泛的概念,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文风家风,都在其内。干部是党风政风的践行者,门难进、脸难看,群众就会把干部视作官僚,把部门视作衙门,不愿跟你交心,不会与你亲近。干部是社会风尚的表率,你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群众也就不大把你当真,你说十句他听一句,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部是社会公义的标杆,你以权谋私、以势压人,群众就可能对法治秩序失去信心,用不恰当的方式去追求公平正义。

    干部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群众评价干部作风好不好,视角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发达、民众权利意识、监督意识、表达意识大大提高的今天,干部作风上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放到互联网上传播,给政府公信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没有过硬的作风,很难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因此,中央和各级政府反复告诫广大干部要慎独,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强化自我规范和约束,人前人后一个样、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有没有监督一个样;要慎微,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情不办;要慎情,教育和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亲属,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要慎友,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慎重对待社会交往,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友,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2000多年前,有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讲了三点:足食,足兵,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

   孔子的回答,至今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政府公信力是一种软实力,它反映民主、服务、效率和法治的水准,是比“足食、足兵”更重要的力量。信任危机,是最深刻的危机,而信任的力量,正维系于我们每一名干部点点滴滴的修为、见微知著的作风之上。

 

 

 

                                                来源:人民日报

                                                   20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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