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嬗变
- 时间：2015-05-15 10:00
—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周晓虹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大转型。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建设和管理方式、人们的就业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您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变迁？
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只是这种变迁的一个侧面，变迁的另一个侧面是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我们将这种微观变化或精神世界的嬗变称为“中国体验”。
“中国经验”主要是指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三十几年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很多学者对中国经验都有研究，媒体也多有报道。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之所以说它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多年急速变迁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什么，现在的状况又怎样。
显然，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的确是巨大而又深刻的。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总体趋势是怎样的呢？
周晓虹：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跃升，总体趋势是这样的：第一，越来越理智而成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承受力进一步提高。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形成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滋生，等等。这些社会现象使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所以1978—1989年间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10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相对稳定。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的认识更趋理性，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他们会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在当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能保持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是有关系的，当然也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也在提高。
第二，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人们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和1840年的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普遍较高，同时，近些年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APEC会议等的成功举办，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生辉的局面。2000年对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中国青年不仅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作贡献的愿望。相似的多元文化心态也表现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改革开放早期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相比，现时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更为融洽与和谐的代际关系，一种被我们称为“文化反哺”的代际沟通方式正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
第三，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市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中国人自信心的提高，并不仅仅是精神嬗变的单纯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以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经济变革和国力增强为基础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阶层普遍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第四，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意识逐渐养成。与先前中国社会单纯的对外开放不同，全球化是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交流、合作和互动，使得那些具有共性的文化与生活样式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样式。如果说，自1840年起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单向的话，那么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使得这种影响过程逐渐双向化甚至多向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及因这种认同而生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也在日益昌盛。可以相信，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求以及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都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重新走向闭关锁国的回头路。在未来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渴望已久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一定会更为自信而成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您曾对中国目前负面社会心态蔓延表现出担忧。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负面心态主要有哪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猛，成就举世瞩目，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不满”心态为何还大量存在？
周晓虹：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大多数人意识到的不满原因，是这30年来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一些人尤其是草根阶层对某些社会不公表示不满。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不满原因，则恰恰是这30多年的变迁速度太快。我们都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30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贫富悬殊的异质社会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但这些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部分人的“仇富”心理。
我们曾在研究中将转型期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简单说，“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或社会心态，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等，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等。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精神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态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比如，如果我们只看到整个社会从计划体制朝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以及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却忽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看一定是片面的。同样的道理，变迁的迅即，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当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不满。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果要刻画转型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您认为有哪些特征需要特别注意？
周晓虹：大家都知道，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其实转型时期中国人微观的社会心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如果要刻画现时中国人的心理群像，从最基本的方面说，可以表现为这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因为将几个世纪压缩在一起，不同时代的器物乃至精神气质难免会发生相互间的冲突和对立，这既为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会导致人们的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转型时代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迅疾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满足感的降低，也就是说对现实的不满感极易滋生。三是城市与乡村的对峙，或者说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的对峙。前者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而后者则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虽然这两种人格特征说不上优劣对错，但显然相比之下都市人格更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四是东方与西方的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五是积极与消极的共存。一方面，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在引发积极后果的同时，带来消极后果。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变迁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它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刚才我所提到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或极化特征，并不单单表现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型之中，它也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种转型社会之中。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作者：吕红娟）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