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八大趋势
- 时间：2009-05-11 09:18
摘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动力”和市场化、城市化“拉力”的牵引下，我国社会阶层仍将呈现出多样化和高速度的分化、发展态势。这种分化的进步性在于社会流动性增强冲击了原“准身份社会”条件下不平等、固定化的社会格局，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萌发，并由此形成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使构建“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民主化与良性化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阶层分化也表现得更为复杂，“体制外”阶层与“中间阶层”的扩大、影响贫富差距的新因素介入、潜在的压力团体现象开始出现等都为政治发展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
关键词：阶层；阶层分化；身份；趋势
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仍然只是一个较长时期社会分化过程的组成部分。21世纪初，也即预想中的全面社会转型和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基本完成之前，中国社会还不会迅速转入常规性发展、常规性分化的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政治发展将迈入新阶段，其必将会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去，并促使这一分化产生出一些新特征、新趋势。
一、产业革命继续充当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动力”
21世纪初与上世纪末相比，产业革命是阶层分化的“原动力”这一点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即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深刻的“产业革命”，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端倪，90年代中期进入高潮。现在，在东部、中部农村，工业化的潮流汹涌澎湃，并迅速向西部蔓延。这场产业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首当其冲，其基本规定性是社会成员不断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从“夕阳产业”流向“朝阳产业”，从而造成与“朝阳产业”伴生的阶层相对壮大，即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社会成员结构的重组，这一点最明显表现为乡村工业化带动了乡镇企业职工阶层和城市白领阶层的迅速壮大。
其中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不是“计划”和“引导”的结果，而是第一产业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力有待转移与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强劲需求之间的互补趋向。当人们非要在他们的称谓前冠以“乡镇”时，这支产业工人大军已经悄然发展到一亿多人。并且，随着改制和经济形式融合过程的推进，乡镇企业正在成为一个“管理概念”，其职工正在融汇为“普通工人”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历史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革命相应地带来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上升，这使从事第三产业部门劳动的职工队伍会有显著壮大。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现存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从业人员2500万，有研发机构800多个，这些都会直接扩大白领、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的规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智能化”。产业革命最先引发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伴随着企业技术进步和社会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会有所扩大，进而将会是劳动力构成的“白领化”。如果以1比1为转变的基本标志的话，我国已经在新世纪到来之前(1997年)迈过前一个临界线——“吃工商业饭”的人口超过“吃农业饭”的人口，并且有可能在21世纪前期，迈过第二个临界线——广义白领的人数开始超过广义蓝领(蓝领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当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迈过这第二个临界线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渡，在2020年之前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不大。
二、市场化和城市化共同充当阶层分化的“拉力”
产业革命是推力，市场化则是拉力，但与20世纪后期不同的是，提速在即的城市化过程也将成为我国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拉力。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自然要以搞活流通为突破口，而市场和流通是天然的“效益派”，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从传统上看很难接受的问题，包括带来某些弊端。但是，我们不能用制止市场化的方式来避免这些问题，而只能在市场化过程中学会解决这些问题，即在适应中解决。其解决的关键，是要求我们在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在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之间，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健康的关系。
应当肯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包括对个体私营阶层的影响在主流上是积极的。市场化推动了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并产生社会激励效应，为人们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和动力。我们承认在以市场化和鼓励发展流通来牵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确实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拜金主义和聚财、敛财的社会心理，但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以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的现象，几乎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所有国家都出现过，中国恐怕也不例外。此时我们应采取的恰当做法是通过政府行为，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实际地位，提高在这些领域坚持工作并卓有成效的社会成员的物质待遇、社会待遇的办法，来从“侧面”加以间接的调整和抵消。
在继续坚持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而最与其密切相关的当属农民阶级。在21世纪初，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今后一段时间内，年均要有1000万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领域，1000万进城，数百万人转入个体。这就意味着，如果以“9亿农民”为基数，每年要有3％左右的农村人口迈出农门；如果以约3亿农业劳动者为基数，有8％左右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二、三产业。有分析认为，到2010年、2020年城市化水平会渐次达到45％、50％。也有预计，今后30年，约有5亿农村人口将进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5％。虽然，这些分析还较为粗略，尚待论证，但大趋势没有问题。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分化还表现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多数农民敢于迈出靠田吃饭的狭小天地，对走向市场抱有极大的热晴。
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发展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有很大变化。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农民工的态度已经有了历史性改变。一个5000人范围的调查表明，浙江、北京和天津最让农民工满意，而关键因素是是否能够享受“同城待遇”。农民工也与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相当一部分年轻农民工和“第二代”已把融入城市、彻底进人工人行列作为个人和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57.1％的农民工把子女教育摆在第一位，68.8％的农民工希望孩子上大学，在城市买房成为其重要追求。
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一个由“一分为三”到“五位一体”的一体化发展时期。由于公有制企业陆续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转换了经营机制，乡镇企业的普遍规范化，外资企业一定程度的“中国化”，私营企业员工和个体户雇工的大幅度增加，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入城市和较为稳定的在城市劳动、生活，以这五种企业(含工商大户)为载体的中国工人的五大方面军之间的差别，包括引人注目的收入方式和收入多寡的差别都在相应缩小。到世纪之交，一支规模3亿人左右的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大军正在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东方，并且成为社会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巨大社会利益群体。
三、与“体制外”因素相联系的阶层将明显扩大
在改革进程中，“单位”的控制面缩小，“体制外”的空间拉大，各种以非公经济为载体的阶层将继续扩大。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年均净增600多万工作岗位，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3/4以上；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从2.79亿增长到3.49亿；城镇非公经济就业人数从1.5亿增长到2.07亿。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高层对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只要依法经营，就要扶持；在不发达地区，更应鼓励其发展。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也即“非公36条”，社会影响很大。随着政策的宽松和工商管理的规范化，部分“戴红帽子”的私企和个体大户将“脱帽加冕”。这会导致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扩大，也会使他们雇用的工人、经营者等相应增加。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出现若干新阶层。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曾经提到了六个“新阶层”，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虽然从学术角度看，这六个阶层之间在逻辑上部分交叉，但其共性也很明显，即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外”因素相联系。高层关注这些新阶层，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随着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职能调整，其厂长、经理将从党政干部、企业干部和村组干部中分解出来，和私企外企的经营者一起陆续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阶层。它的最大特点是，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支配一部分社会财富，同时是所有者与一般白领蓝领之间联系的纽带，并由此形成他们在社会政治中的发言权。另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休闲人士”群体，今后还会面临“老人”成为“新阶层”的课题。中国目前领取退休费和社会养老金的人口就达5000万人左右，据说，仅仅有长期护理需要的老年人口就达到3000多万。所以，对退休者“阶层化”问题，要给予足够注意。
四、社会流动加快，“两栖人”减少，“身份”因素加快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已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速流动期。上海“青年发展报告”显示，青年职业流动率已达23.8％，职业流动预期高达56.3％。也有报告显示，2005年上海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与上年相比缩短了9.2个月，而且学历越高，流动周期越短。面向未来，抛开这些数字，中国在社会流动方面取得的最大进步在于，“从一而终”已不是一种道德，改变阶层归属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虽然还无法具体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社会流动的平均频率，但已可以有把握地说，以往限制人员流动的主要因素，如户口、档案和单位体制等在控制流动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官方开始谨慎地调整政策，比如，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以“蓝印户口”的方式管理流动人口，“只要能干，不要档案”已成为很多企业和被招聘人员的共同观念。
与此相联系，“停薪留职”等“两栖人”现象将趋于消失。现在，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党政机关已不再允许“停薪留职”；党政机关所办的实体已经强行脱钩。“两栖人”现象正在向“两栖家庭”等现象转换，“红顶商人”、“官商双栖”等也都出现了新的变种。“官煤”现象，有执法部门背景的某些公交线路，都折射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无论如何，在21世纪初，这种现象有望得到缓解，但让它们很快完全退出社会舞台，恐怕比较困难。
此外，“身份”因素正在逐步淡化。在大批农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城市流动已成定局的同时，一批城市人口也在尝试到乡下创业。农产品市场广阔，政策扶持的导向明显，利润率高于第二、三产业，一些懂技术的人士因此抢先利用优惠政策，以投资或承包等形式跳入“农门”，甚至兴办产业服务体系。虽然在“双向流动”中也可能出现“两栖人”现象，但“双向流动”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流动，对于残存的身份因素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同时，“临时工”一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96年底开始，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都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度。还有已经和即将实行的无身份限制的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200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等，也都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但是，在这方面，需要指出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不彻底性。比如，临时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变通”后的差别待遇依然存在；二是“官本位”因素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是关于人们“待遇”的核心制度，是身份体系的基础。尽管人们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来推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但却依然不到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社会还是以官阶作为衡量身份的基本依据，其把所有单位和个人都纳入行政系列的做法没有真正得到实质性改革。
五、对贫富差距的控制力度加大，但短期内差距难以缩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奖金、第二职业、“重奖有功人员”等各种足以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开始导入社会。现在，上述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一些新的足以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还在进一步进入社会生活。
第一，市场经济环境使竞争进一步刚性化，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那些与“朝阳产业”相联系的阶层，那些在能力上居于优越地位、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社会成员，自然会取得较高的经济报酬。承认竞争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并将竞争程序化，是我们所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这主要表现为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差距拉大，同时，“胜者全得”因素正在进入技术含量较高的单位。
第二，市场机制不会缓解天然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差距。在竞争加剧，但环境依旧的条件下，往往使那些经济落后或自然禀赋严重受限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约有2200多万人，两者合计占总人口3.7％左右。其中2300多万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多数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问题难以在一朝一夕得到解决，相反，发达地区却足以吸引走贫困地区的有限人才和资金。
第三，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在金融资产和住宅自有率上出现差别，而这是一种足以使财富差距陡升若干倍的差别。中国的股市市值迈上20万亿的台阶指日可待。最富有的20％家庭的住宅自有率一般会很高，而最贫困的20％家庭则多数没有自有住房。
当然，也要看到，情况也存在着逐步改善的一面。即使是将城乡合并比较，按国际惯例将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相对照的话，以“五分法”计算的“不良指数”维持在一位数以内，应当是可以做到的，不会走到某些国家那样的地步。随着人均GDP迈向2000美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成形，各阶层应对压力的能力也在增强。按照邓小平早已提出的设想以及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力度。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中央通过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向社会宣示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决心。同时，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经验和能力也比以往提高了。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差距有可能率先出现缩小的趋势。从实物消费的角度看，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某些缩小的迹象。当然，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或某一个问题的所有主要方面。这其中的规律性是很清楚的。随着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相对发达地区拿出相当力量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带动全国这个问题的逐步缓解。
为了更为科学地分析和处理这个问题，应当建立“二级指标体系”。所谓“二级指标体系”，就是设立全国与省级地方的两个指标，在分析贫富差距等问题时，既要考察全国的有关指标，关注全国的贫富差距的情况，不允许全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也要系统、仔细衡量各省级地方的贫富差距的实际程度。
六、与中等收入水平相联系的若干阶层将会扩大
近年来，理论界和传媒方面谈论所谓“中间阶层”相当多。这确实是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一个重要的趋势。严格地说，“中间阶层”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层”，是一个与中等收入水平相联系的若干个阶层的“中间阶层”复合性社会群体。
这一系列群体的扩大已经成为无可怀疑的趋势。“补低、扩中、调高”已经成为共识。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时，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同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时，再次强调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财政部的官员在谈及有关问题时，也以明确的语言表述了类似的思路。比如，要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削弱”；要“稳中”，即中间的收入层次者的工资水平可以继续保持或适当增加；要“托低”，即努力使其达到平均水平。虽然这是一个长期任务，但是由此带来的趋势性变化，将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有人提出为什么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不是过多地去扶持低收入者。事实上，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不是指不加控制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是指扩大这个人群的规模。中等收入者增加了，就等于低收入者减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白领工人、知识分子、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军官等阶层和蓝领工人、农业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部分成员，大体属于这一收入分配含义上的“层”。有研究团队认为，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应当是在3.4～10万元之间，家庭年收入在5.37～16万元之间。21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一“层”的规模和“标准”都会有较大的提高。
七、潜在的压力团体现象开始出现
世纪之交，围绕加入WTO、房地产等问题，中国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团体行为。比如，是否加入WTO组织，关系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而且影响将是长期的。机电、汽车等产业和电信等部门希望步伐慢一点，而轻纺等行业则希望通过加入WTO，以扫除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于是，有关“团体”通过向政府提交行业发展报告书、国外相关行业的情况、邀请官员参加会议等方式，陈述加入WTO的利弊得失。以图影响政府决策。回过来看，这一轮利益表达行为成为了中国利益团体正面走向社会生活，进而向压力团体过渡的关键性标志。也就是说，目前部分利益团体和某些社会压力现象已经跨越了潜伏期，逐步走到政治生活的前台。但是作为压力团体，目前它们还是潜在的。
利益团体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化进程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它们不仅与我们的传统理解不一致，而且难免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社会冲突。随着阶层分化的深入和社会成员利益追求的理性化，利益团体可以蓄积足够的发展动力，直至发展到压力团体阶段。利益团体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引导，其问题的关键，是要制约其消极作用，引导他们充分发挥沟通政府与群众的桥梁作用，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力量。对政府方面来说，需要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利益团体的消极影响的基础上，发挥其在意见表达、社会整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只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协调、整合利益团体中的有效功能，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便可能把压力团体现象“吸纳”进来，进而推动实现压力团体现象的良性发展。
八、阶层之间的冲突并非注定引发重大外部性政治冲突
在世纪之交，阶层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的迹象十分明显。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会引起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此外，企业主对工人的非法剥削，富裕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官员的腐败行为等，都会触发或加剧阶层矛盾。2004年和200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分别为26万件和31万件，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均为1.9万，总体上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至于达不到“立案”程度的劳动争议就更多了。这都是在新条件下阶层矛盾的显性化征兆。但是，这些矛盾如果不与国际国内的政治动荡相交织的话，就不至于引发全局性的外在化的社会政治冲突：
其一，社会公平始终是党和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着眼点。尽管对于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但肯定会利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来调节收入差距。同时，现行政治结构也没有提供组织以阶层为基础的体制外政治力量的机会。
其二，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也由于对外界了解的增多，多数国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正逐步被克服，对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加大，人们关注的焦点已开始从别人的财富移向自身能力的高低。
其三，社会进入了低度不稳定状态，但社会整合程度提高了。面对矛盾，人们变得更加理智，并将逐步学会通过各种参与渠道来表达各自的特殊利益。应当说，在21世纪初，如不发生意外，在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各个阶层在竞争和流动中会处在多数人“得大于失”的状况，总体情况可以让人接受。也就是说，一定限度内的经济差别是在收入普遍提高基点上的差别。尽管人们总有这样那样的牢骚、抱怨和不满，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会肯定这种差别似乎还是会比那种收入停滞不前基点上的“平等”更有吸引力。
有一个调查显示，1997年在1500名成年市民中80％的沪京穗市民对生活感到满意。2006年中国国情研究会的一个抽样调查显示，近四成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社会地位，有三成表示“说不清”。这已经比上一个十年的相关调查有了相当大的良性变化。即使是从网民的角度看，肯定改革和支持改革，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改革开放的观点，也一直是主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某些数据、指标和“系数”的变化，直接与“动荡”、“危机”和“冲突”挂起钩来。相信随着社会进步和“问题”的“刺激”，通过政府在“正”、“负”两股力量的推动与施压下，很多棘手的问题，通过积极采取措施，是可以得到逐步缓解的。
预测正在高速变化中的中国阶层分化的态势具有很大困难。在社会上，包括在学术界，也还存在着一些不清楚的认识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述。但是，在负责任的研究工作和悉心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态势及其后果的估计依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阶层关系正在形成；那种静态的、僵化的“身份”关系正在成为历史。我们都不再祈盼回到过去“单一”、“宁静”的固定化生活；因为，一个多样、动态，但也充满挑战、矛盾和机遇的社会，无疑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