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思改革，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 时间：2008-12-09 15:14
中国发愁三农问题，历届领导都头痛。其实全世界各国头头们都发愁三农问题，各个也都头痛。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生活条件低于城市居民是普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美国人均耕地资源那么丰富，农业资源那么好，照样为三农问题发愁。美国至今每个农民人均补贴达到1万美元，而农业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75%左右。如果扣除政府补贴，会只达到城镇居民收入的50%，大约相当于1983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欧洲国家的农业也很好，但照样是农民到处闹事，动辄把西红柿撒到凯旋门。第三世界国家就不用说了，农村和城市完全两个天地。新兴市场国家好的也不多，墨西哥到现在山区农村还有让政府军剿灭不完的起义军。
为什么三农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村、农民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呢？是体制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发展问题还是公平问题？显然不是，否则那么多国家用了各种体制，下大气力发展，转移支付用到尽处，照样问题多多。那么，贫道就从一个新角度来说一说。贫道的角度是“可能性空间”，也就是一个产业的可能性空间及其相关问题。这大概属于数学的理工科思维认识论吧。
一个产业的就业者能不能达到或超过另一个产业的就业者，取决于以下几点。
首先，这个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因为技术进步率空间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就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大，在发展中劳动者收入提高空间就大。
其次，这个产业的产业链扩张区间是否比另一个产业大。所谓产业链扩张空间指两个方面，一个是现有产品的增长开发空间，一个是是否有很多新出现需求需要这个产业生产。如果这些空间大，那么这个产业增加值增长空间就大。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条件下，只要增加值会提高，人均收入提高的可能就大。
第三，这个产业资源利用率提高的空间是否大。资源利用率空间是指这个产业能否将更多的物质条件发展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比如几百万年人都认为那就是块石头，可现在叫稀有金属矿石。
第四，这个产业内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空间是否大。组织化是通过合理的人力组合和管理组合提高效率的能力。有些产业组织很容易，一组织起来效率很明显，有些产业就差一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与制造业，就会发现农业处处处于劣势。
首先，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空间要远比农业大。有关部门对改革以来制造业和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了计算，结果是制造业平均年技术进步率达到8.6%，其中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要达到两位数。而同期农业技术进步率年平均只有1.72%。制造业是农业的5倍。技术进步率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慢。制造业第二年一个人生产的东西增加20%的时候，农民只能增加4%的产出量。这样，农民总是会逐渐穷下来。
其次，制造业产品经常能根据需要衍生很多类型，每次衍生都有增加值增加。原来一块肥皂就洗脸洗衣服洗各种东西了。后来发展成香皂和肥皂，前者专门洗人。接着香皂又发展成洗头的和洗脸的洗手的，肥皂又发展成洗衣服的和洗厕所洗菜蔬洗器具的，再什么去头屑的……现在简直眼花缭乱。而小麦就是小麦，顶多是氨基酸含量高点还是出面筋率高点的。新需求大不了就是现在流行吃草莓或者糯玉米。可这些东西空间太小，稍微一多就没地方卖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一往后，就是制造业。原粮一加工，那叫制造业，就不属于农业了。
第三，农业基本资源就是耕地，耕地面积是有限的。顶多搞个大棚，或者在棚子里多种基层。现在能增加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化肥和农膜，这比制造业新利用的资源要小太多了。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业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就算美国的农庄很大，有几十个工人就了不得了，比起制造业动辄能组织几千人几万人，差远了。还有，制造业可以通过生产规模扩大使组织规模扩大，商业可以通过连锁机构使组织规模扩大，而农业经济体就很难通过联合扩大。或者联合扩大需要外部力量推动而不是像制造业、商业那样自己就产生这样的推动力。
以上四点，是农业和农村、农民总是处在不利地位的根源。这不在于这个农业是在美国还是在尼日利亚，而是农业自身造成农民收入趋向降低，农村生活趋向恶化。
那么，市场经济有没有反向弥补这种日益扩大差距的手段和能力呢？有，但是不能根本解决。
市场通常通过这样几个力量缩小差距。
首先，由于农民收入低，农业投资效率低，因此农民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流动。部分农民走了，农业人均资源就提高。在技术进步情况下，农民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收入也就提高了。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土地资源特点和其他产业吸纳农民的能力。美国人均耕地大，是中国的5、6倍、日本的18、9倍。随便一集中，农民劳均耕地就达到1000多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再努力集中，也不过劳均耕地十几亩到二十几亩。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水平差不多，但农业如果只凭劳均二十多亩与美国一千多亩比，恐怕城乡差距会大得多。其次，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方，土地气候条件接近的区域非常广阔，美国有连绵数千公里的玉米带。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土地、气候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形成很大的，种植单一品种还能发财的经济体。因此，虽然劳动力溢出农业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主要出路，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第二个力量，市场还有一个自动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原理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不好意思”？工业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随着大量资本进入这个产品生产会使供给迅速扩充，从而导致价格下降，利润率降低。但农业产品虽然也提高，但人口也增长，速度差不多。因此供给量不会增加太快。农产品还有一个“卖不到这价钱我没法活”的意思，会自然提高售价。但是这个空间也不大，农产品不可能随意提高价格，因为太高了城里人就进口了。
由于市场经济在调节农民收入能力有限，所以即使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高额补贴农民，补到最后也没能让农民生活水平达到城市居民。而且，补贴本身就是个反市场化动作，会引起争议和纠纷。
那么，是不是农民、农村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呢？不是。思路很简单，就是市场经济规则决定了农民收入不会赶上其他行业，就只能用反市场规则来完成。补贴是一种，但用的多了有纠纷。那么就用别的方法。
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以色列、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地方基本是用了反市场方法解决的。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通过立法促进的农民合作方式，通过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优惠政策，让农民组织了起来。而以色列干脆就是政府政策和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以色列在占领区土地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还有一点，以色列最多的移民来自苏联，他们本来就习惯集体农庄）。通过外力促进农民组织合作经济，显然有点不市场化。但是组织起农民是后面做的事情的前提。
其次，国家规定除合作社在国家扶持和优惠条件下在农村发展业务外，其他城市商业银行不准进入农村。设置门槛，显然不是市场经济惯例。
第三，由于农会和合作社控制了国内农产品最主要资源，因此农会自己组织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不让城市资本介入或者限制介入。这样虽然扩大了农民经营空间，从而使农民经营内容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也都高于农业，但显然垄断资源设置门槛，属于反市场经济的做法。
第四，农会会自己组织组织内农户进行销售，农会自己在城市办超市和农产品和食品。资源都在我手里，别人就很难渗透进去，或者渗透的门槛高。资源垄断，这些地方的农民就有条件硬性抬高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台湾、日本、韩国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道理就在这里。这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
就这4项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加上政府支持，所以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的农民生活水平就不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在政府没有直接大量补贴情况下，人均收入比美国还接近城市。
这里既没说资本主义也没说社会主义，没专门赞同马列主义和没批判新自由主义，不属于“不争论”限制的范畴。不过，就算都不涉及，主流学者也辩论不过贫道的。本来，集体经济就是解决农村问题唯一出路，尤其中国这样人均耕地面积小的国家更是除此无路。但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农民收入有很大提高”这个判断成为了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包袱，还是自己给自己背上的包袱。尤其是宣扬小岗村写血书的噱头，小岗村集体经济中十几年不愿意劳动的特殊例子，让中国从领导到老百姓都以为农民是极端自私私利的，无法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是万恶之源，千万不敢再沾边，谁再说谁就是走回头路，就是反对改革。
不反思改革，中国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邋遢道人
日期：2008-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