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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仍然要寄望于改革

时间:2008-09-27 09:24

 

 

    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世所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空前强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然而,三十年改革的缺陷和其间积累的问题也十分严重:贫富差距悬殊,腐败猖獗,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不公现象突出并高频次地引发社会冲突,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导致“链条”断裂的危象不断……

  这是一个成就突出问题也突出的客观现实。而所有的问题,都几乎源自于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的制衡监督,源自于权力是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因为如此,权力寻租的空间才会很逻辑地“最大化”膨胀,一些权力者“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冲动才会很逻辑的“压倒一切”,秦辉教授所谓的“尺蠖效应”才会难以避免,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的法治秩序、平等原则,也就难以登场。

  很显然,前三十年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跛足”前行,跛足而“摸石头”过河,就难免行进不稳,方向不清。

  严重的问题积累,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改革成乎败乎?

  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份人已经失望。一种必须正视的意见是——改革已经死亡。在“死亡论者”看来,“双英”或者“三英”(权力、资本、知本)结盟已成事实,既得利益集团已足够强大和稳固,尽管执政当局仍在高唱改革,鼓吹“解放思想”,然而在“跛足”之疾已演化为一种攫取“方便”的条件下,所有的宣示,最终都将无一例外地演绎为高调的“忽悠”。在根本性的质疑焦躁中,极端者甚至期望着一种剧烈的变动……

  改革真的已经死亡?

  从清末起,中华民族对一个美好体制的追求已愈百年。寻寻觅觅、壮烈凄婉郁悒,不变的是,这一个追求至死不渝。在亲历多次的“剧烈”之后,在视野中无数“剧烈”的史实面前,恐怕,更多的人们坚信——坚持和推进改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个美好的明天,一个在平安的今天等待的美好,只能由“改革”带来。因为——

  人们不能也不应忍受“剧烈”之痛

  任何的“剧烈”运动,毫无疑问都会带来剧烈之痛。

  剧烈运动巨大的破坏力,将会使已然带病运行的经济链条骤然崩裂,企业破产、物价飞涨,百业凋敝的悲剧会再次上演,无数的底层民众将会失业、失地、失去遮风挡雨的家园甚至失去生命。

  而这样的剧痛又是不可能很快治愈的。一个美好体制的确立、一个断裂经济体的复苏,绝不会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即如汶川地震一样,瞬间的地震带来的是满目仓荑,在残垣断壁中再造一个新汶川,则会要多少的时间?多少的血汗?在这漫长的再造期间,人们只能继续承受剧烈之痛的折磨。由此,为了一个新的汶川,哪怕是高楼林立、风景宜人,人们会愿意以地震为代价吗?

  而最直接最深重承受这一惨重代价的人们,只会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在剧烈运动中被运动的、在运动一线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战士——底层民众。无权无钱无势,集合起的,只能是一种无奈与无助,是一种难以忍受又不得不承受的刺骨裂肝的痛楚。在“剧烈”中,他们只能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只能度日如年的在伤病、饥寒、动荡中煎熬。

  当剧烈的暴风雨降临时,居高临下的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壮丽。正如河中游船上的士大夫,遥望辛劳耕作的农人而呼“田园美”一样,底层民众的苦难,他们又何尝能感受其中的真味?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绑架,尽管心怀善良,立意美好。

  更何况——


  剧痛之下“足疾”更难痊愈


  在“剧烈”的环境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便成了“首要”的问题。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一个丰富文明的社会立刻演变为血与火的战场。刀光剑影之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将不可避免的“压倒一切”,为此,“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手段就是一切。手段可以无所不用,手段亦会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有史为证的一幅图景。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享有巨大声望的人不是为了革命的成功,而操作过以主权换经费的秘密协定么?甚至还有暗杀自己同志的传闻与故事(如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接下来的革命中,为了纯洁队伍,又有多少的战士,牺牲在自己同志的利剑之下?

  会党似的秘密组织、血誓,严酷的纪律制裁,编织的是一种只有服从,没有或者极少权利的森严等级关系;原教旨似的意识形态,煽动了狂热而摒弃了理性。正如“埃里克?霍弗所说,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的,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见“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南风窗)

  更要命的是,在这种环境中所养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影响所及,会很逻辑地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可以深远的左右着人们甚至于今。放眼历史,放眼世界,鲜见在“剧烈”中建成的政权,能很快地顺利地走向法治,能够敬畏自由,保障权利。反而是“训政”之后,手握大权的快意、快活会使人乐不思蜀,当初真诚的追求会日渐消蚀,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会成为最大的心结。权力腐蚀的铁律很自然也很轻易地将新的权贵锁定。

  于是,民主蜕变为为民做主,真诚的追求变异为实用的忽悠,任何对权利的维护都可能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甚至思想也会被强行要求。治疗“足疾”的手术从一开始,就可能束之高阁,愈往下而愈无声息,“足疾”之痊愈,遥遥无期。

  这是一个逻辑的发展模式,是非敌即友崇尚暴力没有妥协精神理性认知的苦涩结果。在这样的一幅图景之中,人们很难看到有怎样的奇迹力量能拨正船行的方向。冷静思量,惟有一息尚存,也要奋力争取,因为——

  改革不会死亡,但须合力推动

  我们期待改革,是因为改革是最好的转型路径,是代价最少痛苦最小的方式。

  我们寄望于改革,是因为改革没有,也不会死亡。

  我们不否认改革似乎掉进了陷阱——既然“失去权力的恐惧”已成最大心结,在近似轮回的怪圈里又谈何改革的根本——让渡权力?“死亡论”者还可以无数的实例佐证,无论是教改、医改、国企改革乃至征地拆迁,“尺蠖效应”不断的吞噬着每项改革良的好初衷,“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再加上既得利益者集团化,几成规律。

  不过,所有的这些,尚不足以支持宣判改革的“死刑”。我们要看到有利的因素:

  无论官方,也无论民间,构成主流话语的,仍是改革。这是一个语境的高度,站在这样的高处,“改革”就有了可以一展身手的舞台,在合成的推力下,舞台剧可以演化为现实的社会博弈。

  执政高层的普适言论、一些“诸侯”和地方官员的“试水”加温,不应简单的解读为延宕之“秀”,它不仅折射了客观现实的推逼之力,也折射了体制内智慧之士图变的冲动与追求。

  更重要的是,21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是“愚氓”不可训的时代。无论是“群体”所透出的信息,还是“访民”的膨胀,以及民间舆论的活跃,都提示了“草根”知道了“权利”,开始了争取和保护“权利”。同时,在信息传播广泛的今天,对一个美好体制的知识与追求,已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无论左中右,也无论体制内外,绝大多数的人们,在基本的“美好”方面,都有心知肚明的基本认同。这是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推力。它将毫无疑问的摧毁既得利益者们的防线。

  诚然,既得利益者们不会主动的丢枪缴械。但在历史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探知良性的推动,可以促成为良性的互动。

  清末的统治者推新政、搞立宪,动机是永固皇族特权、民富国强。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任何统治者都当然希望治下的国家欣欣向荣,前提是自己的特权不受挑战。在现实的压迫下、为了“永固”的利益,慈禧们开始了有限的权利让渡,搞地方自治、开咨议局资政院。在他们的“设计”中,咨议局资政院也不过是清议机构,其决议合己之意,我可照准以示“民主”,不合则可“集中”驳回或宽容“留中”。又何况还可以权谋操纵,武力挟持。遗憾的是,“潘多拉”一开启,计画就追不上变化,咨议局资政院运行的逻辑力量,再也无法掌控。质询督抚、弹劾军机、详审预算、乃至成功推进“速开国会”,隐隐然已有几分分权制衡的意味。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撞击,这样的开端很快就夭折了,但这一历史碎片储存的信息表明,良性的互动,是这个样子的也是可以这样形成的。

  面临“变局”,体制内的革新思想和改革力量,是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的改革转型实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是否能破茧而出,与外面的海洋汇流一处,需要双方的智慧,需要不断推动的水到渠成。这是一个“有风度”对话才能换取的结果,也是一个惟有艰难坚持才能赢取的光明。

  舍此,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可以按照“死亡论者”的意见,“绑架”底层大众,去尝试更可能是制造新的轮回的“剧烈”吗?

  我们寄望于改革,寄望于体制内外的理性力量,最终汇成为蔚蓝的汪洋大海,一望无际,纯净美丽。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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