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靠不住的吗？
- 时间：2008-11-13 09:41
李振清：
我提出一个疑问，国家意识形态怎么界定？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概念？我也借这个机会与徐总交流，徐总一直存在一个大的误区，总想借助国家权力重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
国家是领土、人民和文化的一个集合体。国家不是某个人，国家本身不具备思想的功能。意识形态换一个说法就是思想。我们怎么能给国家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呢？但是，国家作为人民的集合，可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共同的追求。
在一个法治的国家体系里，作为狭义的国家政权，不可以介入到思想和信仰领域。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在公民层层的授权下来行使的，只可以管理公民的行为。如果国家可以界定什么是合理的思想，什么是不合理的思想，那就超出了国家政权的管理范围。
国家只能约束公民的行为。国家不能约束公民的思想或者信仰。李洪林教授写了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记述了为谋求意识形态统一所进行的思想改造过程，许多有思想的公民由于持有与当时官方不一致的思想，遭到残酷迫害。许多政治运动，如批胡风反党集团、反右运动、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今天号称构建新文化还去给国家谋一个意识形态的话，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蒙昧。
现代神经生物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思维过程，很难有两个人的思想完全一致。许多人看同一部电影，每个人的感知都不一样，如果用现代的技术检测每一个人大脑的思维电波，波形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思想是不可能统一的，既然每一个人思想不可能统一，怎么可能得到一个国家的所谓意识形态呢？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很多问题，蔡教授和徐景安先生想为国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出发点值得肯定。确实应该想办法给社会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我觉得恰当的提法应该是理念、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们的追求，每个人都应当有所追求。
我们要建设新的文化，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出一个总的方案，去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让哪个领导御批一下就解决，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幼稚的，没有树立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
建设一个新的文化靠什么，靠我们的道德勇气去关注社会的不公、不平、不义。我们很多大学的教授，老百姓对他们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他们没有道德勇气去关注老百姓遭遇的不公。建设新文化要有道德勇气。还要有创造性，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对世界文明贡献一些自以为是的说法，而是要在科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人类有所创造和有所贡献。
建设新文化，建设新道德，是很难，但没有那么难。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存在非常庸俗和野蛮的现象，许多人为了权钱色，不择手段，无法无天。真正让人们回归道德很简单，有一条公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一百年以后在座的人烟消云散了。但如果我们有所创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品德、我们的文字能够传播下去，这就是思想不死。权钱色没有一样可以传下去的。如果一个人想创造，活得有价值，就一定会自律。
魏汝久：
我是一位普通的律师，谈一点浅显的看法。我觉得文化是靠不住的。如果只从文化谈文化，我们这个论坛干脆就叫“创建新文化空谈”算了。谈文化建设，不仅仅要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还要从文化之外的因素来认识。怎么体现社会文化呢？主要是社会制度；能够体现制度的主要是规则；而决定规则的主要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只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去维护、追求自己的利益，去博弈，才能够改变规则、变革制度，才能够创新文化。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主流意识形态或国家的主流文化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我们的土地制度是政府所有制。国家公有和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各级政府所有。一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就可以决定这块土地的征收。老百姓的土地利益得不到保证。仅仅从文化谈文化就陷于空谈，应该看到决定这种文化背后的利益。
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应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要靠这制度来保障这一意识形态；来保障体现这一意识形态的利益。没有制度变革，就不会有新文化的创建。我们仅仅就文化谈文化没有什么意义。
徐景安：
今天的讨论会很有意思，李清振说“蒙昧”，魏律师说“空谈”。但两位都愿意来参加。本来这个会也就是二、三十人，今天来了40多个，挤不下了。
魏律师说文化是空谈，就以你讲的土地所有制为例，谁都知道这背后是利益问题，那怎么改变呢？你说，这需要制度来保障。现在有制度啊，就是集体所有制。那你说，这个制度不合理，没有体现农民的权利，农民对土地的征用没有话语权。你这不是在讲道理吗？是为改变这个制度找理由啊！这就是文化啊！然而，有人指着你说，你在这里空谈什么，有什么意义？应该领着农民去博弈，这样“才能够改变规则、变革制度”。好，我们就散会吧，不在这里空谈了。但怎么博弈呢？过去就是农民起义，但也要找一个理由，实在找不到，就举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子，这又是文化。你说，废什么话，要这面旗干吗？我们要的是土地，还用讲什么理由。那你就变成了土匪、强盗！就是土匪、强盗也要讲规矩。梁山好汉中就有许多文人，会议室还取名为聚义堂。我们要改革，就是要“改变规则、变革制度”，背后就是利益调整，就非要讲出理由、讲出道理，这就是文化。当年邓小平就以发展是硬道理来推动经济改革，今天不仅要深化经济改革，还要推进政治改革，就要有新的理由。我们这些人找到理由有什么用？岂不是空谈？所以，我们的理由，要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就可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就可能“改变规则、变革制度”。可李清振说我“蒙昧”和“幼稚”，干吗要“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因为要重塑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不是俱乐部的章程，所以只有“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才能起作用。当然，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我才不管你接受不接受，爱听不爱听，可以啊，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我发起这个论坛的宗旨，正是不希望魏律师说的陷于空谈，能够成为推进改革的新理念。而魏律师说，那你谈什么文化，应该讨论制度，什么土地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这种讨论会可以开啊，中国也开得不少了。但我认为，中国不缺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缺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共识。蔡教授是制度专家，怎么也有兴趣来谈意识形态？他感到了这种需要。我原来也是搞改革的，怎么对文化有兴趣了呢？因为改不下去了，很多人说这是来自利益的阻力。这大家都清楚，怎么办呢？要克服阻力，就要组织力量。就好比，现在我们去打架，说文雅一点去博弈，那得吆喝人哪。这就得有一个正义神圣的理由，人家才会跟你去。搞革命是如此，搞改革更是如此。
来源：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
2008-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