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出人治困境
- 时间：2008-07-10 14:40
6月26日的广州是不平凡的一天。在这一天，广州市长，区长和下属各镇长同步“摆摊”接受群众上访。一时间人头涌动，数万人冒雨“赶集”，更有市民通宵排队，只为见其父母官一面。据媒体统计，出面接访的广州各级官员人数也达上万，浩荡之势毫不逊于当年康熙乾隆下江南。
把广州官员大接访与康乾下江南相提并论并不是生搬硬套，因为两者的本质都是官员为体恤民情而采取的“主动出击”，是中国具有上千年传统的“人治”的体现。
“人治”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人类发明民主和法制以前，人治是最有效，也最普遍的管理方法。纵观中国历史，在一次次的王朝更迭中只要出现如唐太宗或康熙一般的明君，便必然是太平盛世。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千年中，只要当权者明白事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便都有所保证。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治的运行方式与康乾时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相似。虽然中国在制度设计上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但具体到地方，很多事情还是得靠人治。更重要的是，在有些事务上虽然法律规定已经十分细致和健全，当遇到纠纷，中国民众普遍更希望可以与“负责人”直接沟通，而不是通过层层政府和司法机构解决问题。
也许在过去，只要在上有“明君”，在下有知书达理的市长，县长和镇长，多数社会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人治的方法得以解决。然而，广州的“万名官员大接访”却在警告人们，中国传统的人治也许正面临困境。
造成这种困境的首要因素是政府的臃肿。建立一个庞大政府的本意是服务更多的人，然而在机构扩张的同时，部门利益和错综复杂的部门间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光鲜政绩的追求超过了对普通民众的服务。在这样的一个“大政府”背景下，原本有效的人治被淹没在了官僚纠葛中；原本知书达理的地方父母官深陷在官场潜规则中。若不是市长的一声令下暂时打破了潜规则，广州的各级官员是怎么也不会采取这种在他们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摆摊接访”政策的。
当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也在使人治步履维艰。康乾时代的人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民众头脑相对简单——粮食有收成，遇灾有救济，杀人放火有人管——只要政府能满足这些基本的要求，大多数的老百姓便不会有太多的埋怨。至于想考功名的知识分子，自有相对公平的科举道路供其选择，所以人治基本可以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但今天发达的经济和多元化的社会使得社会公正很难靠一个，几个，乃至一万个“父母官”来维系。所以即便广州市长在接访中做出“整整5小时没有休息，不吃饭，只上一次厕所”的“壮举”，谁也不敢说从此广州就可以享有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此广州就不再有人要上访。现代社会中，群众的不满应该是政府为政的前提假设，而不应被视为洪水猛兽。同样，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人有申诉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非用康乾的老办法试图解决所有问题。
人治困境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民众本身。新中国建国49年以来，从上到下的领导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上面所述的两个问题，也都能意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但中国的民众，或是缺乏法律教育，或是在文化上更习惯传统人治，始终都更倾向于通过“人”而不是“法”的途径解决问题。虽然有些城市的居民已经在自身经验中意识到其实某些时候“找人”并不见得比“走程序”要快，多数的乡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并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们却恰恰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想走出人治困境其实并不难。任何一个法制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后门”，而以当代中国政治的现状，完全规避人治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政府所需要做的，是通过反腐败、司法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让基层群众、广大中、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树立对法制渠道的信心，让他们即便一个“官老爷”都不认识，也能通过制度高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政府需要把冒雨、熬夜上访的群众“转移”到一个更加常规、合理的渠道，而非通过万名官员大接访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把群众全部送回家，并天真地认为可以把“接访日”办到没有上访为止。
所以话说回来，广州与其大动干戈发动万名干部大接访，不如使用这些人力和财力教育民众如何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以自身制度建设上的努力向民众证明其实“上访”并不见得比通过法律渠道更有效。当然，要突破人治的制度屏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对公民的法制教育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广州的“万人接访”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人治困境的一次集中体现。套用一句俗话：如果万名官员开始摆摊接访，法制改革还会远么？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小丁
日期： 200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