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早筹划未来中国人的养老钱
- 时间：2008-08-14 10:26
增加民众财产性收入还需改革金融体系
■从前期改革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下一步改革的力量——银行业已成典型案例
■如果未来仅有的十来年高成长成果让发达国家投资者分享，而本国居民因为没有本钱或因为本钱不多而没有机会分享，那么十年后巨大规模的老龄人口谁来抚养
7月28日，广东省政府公布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其中，建设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的设想，最引人注目。
广东省的这种努力，直指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极关键的一个课题，即如何通过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发展。
服务越便宜，金融越发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没有世界一流的金融业就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职能，是将社会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社会储蓄代表的是，现阶段未被消费的、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产品和资源。通过银行存贷款业务或股票债券市场的中介，社会储蓄资金被转移到实体经济领域，用于真实财富的创造。这里金融业的职能是中介和配置：尽可能多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投资项目的筛选，将社会资源分配到能最有效地创造真实财富的领域，即高成长产业和行业中的优秀企业。
政府机构都希望金融业占GDP的比重高。以银行业为例，可以用存贷款利差乘以贷款规模来计量。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金融GDP可以分解为金融机构的薪水 （包括管理费用）、上缴的税收和税后利润。金融GDP与金融服务的数量和价差正相关。而金融发展则意味着金融服务价差的缩小，也就是客户享受金融服务的性价比提高。另外信贷规模扩张如果带来后继的坏账，这些坏账资产须从金融GDP和金融机构的利润中扣除。
“未老先富”要靠金融革命
最近我在比较不同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时，发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态势与日本十分相似。中国只是整体上比日本年轻30岁左右。一国的抚养率（儿童和老人人数占总人口数）下降，意味着一国壮劳力和储蓄人口的增加，因此劳动力和资本的充裕供给可以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经济全球化使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市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也为东亚国家利用本国人口红利和他国资源和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外部市场被后起国家挤占，内部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8年的萧条或低增长。
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步日本后尘。当前中国已经面临外部市场的萎缩和资源成本的上升，2020年前后人口红利也将消失。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面临两大挑战：如何在劳动、资本供给下降的条件下，让经济可持续地增长？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之前，让本国居民积累起足够财富，实现未老先富？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实现从人口红利型（或要素投入型）到效率增进型的转换，2020年后长期经济萧条与严重社会问题并存的局面，将难以避免。
应对这两个挑战，金融业必须发挥核心作用。金融业中介和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可以将本国居民的储蓄，通过金融投资导入高效率的真实财富创造过程，并通过利息、红利和股票增值等投资回报方式让民众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同时，还可以通过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全球组合投资，分享其他国家经济成长成果，弥补本国经济增长的衰减。
但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相对停滞，金融业未能有效发挥其金融中介与资源配置的功能，我们有可能正在错失通过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有利时机。
“实际负利率”与“高利差”急需改变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持续下降，未能显现稳步上升的金融发展特征，近年出现较为明显的实际负利率。实际利率是筛选或淘汰低效率投资项目的门槛，利率水平的稳步提升表明真实投资收益率和整体效率的提高。反之，实际利率下降，使得低效率项目有能力参与竞争数量有限的资金或社会稀缺资源，在政府行政干预和金融寻租背景下，社会生产资源很可能被低效率配置或滥用。
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从1995年的1个百分点扩大到1999年以来的3.6个百分点，存贷款利差实际上是银行业发挥金融中介职能时自身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利差越大，表明金融中介效率越低，储蓄转化为实际投资的比例越低。如果以存贷款利差与贷款利率的比例作为金融中介的社会成本指标，那么它已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06年的59%。存贷款利差在台湾是0.5个百分点,在日本是1个百分点,在美国是2.8个百分点。由于活期存款比例高，利率低，银行实际的存贷款利差比基准利差要大，其中近2个百分点实际上是存款人给银行业的补贴。
加入WTO时，政府通过高利差补贴政策帮助国有银行消化政策性不良资产，新兴股份制银行搭了便车并得到快速发展。目前除农业银行外的国有银行改制已经完成，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超过10%，2006年银行业利润已是2004年的10倍。利差补贴政策存在的合理性已不存在。何况外资银行或者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者作为独立注册银行已开始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难道还要国内存款人给外资银行补贴？另外，金融资产实际收益率为负，老百姓就无法增加财产性收入，无法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12年，但是存款利率上限仍然没有取消。从前期改革（股份制改制）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阻碍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市场准入）改革的力量——银行业已成典型案例。
过度管制导致金融创新极其滞后
金融业过度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管制，导致金融机构创新不足。2007年6月金融机构按基准利率和下浮10%发放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从2005年6月的40%提高到56%。这表明贷款进一步向国有企业倾斜。国有企业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而中国的重化工业很可能已经过度发展。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在发展顶峰时期占工业比例为65%，而我国目前重化工业占比已达70%。
2008年上半年，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所增加，因为信贷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发放中小企业贷款可以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目前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进而提高相同信贷规模下利息收入。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开拓能力和进取心都是存在的，需要的只是压力这种激励！
另外，市场准入和新产品开发的严格审批制度也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金融创新不足与资本市场融资的准入限制，使资产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和产业发展的流动性不足并存，既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又限制民营经济和新经济的发展。
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核心是全面取消政府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管制，推进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取消利差补贴政策和存款利率限制，完成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双向开放和有序竞争；放宽审批制度，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先开放金融服务再开放资本市场
金融开放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资本账户开放或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也即允许国际金融资本没有限制地大进大出；二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主要是允许外资金融机构独立注册子公司，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在确保金融安全前提下，金融开放有一个路径或次序上的要求。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先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再开放资本市场。
目前发达国家希望我们金融全面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低速增长并可能全面步入衰退，因此他们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和各类投资基金急切希望进入高成长发展中国家分享高成长成果。我国居民人均资产仅3000美元，目前面临存款实际负利率和资产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如果未来仅有的十来年高成长成果让发达国家投资者分享，而本国居民因为没有本钱或因为本钱不多而没有机会分享，那么十年后巨大规模的老龄人口谁来抚养？要知道，2020、2030和204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分别是2.43亿、3.47亿和4.1亿。
在次序上，资本账户开放应放在人民币汇率充分浮动之后。一是因为，需要维护本国独立货币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独立货币政策是不允许放弃的。其次，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情况下，允许外国资本自由流入，无疑是贱卖国内资产，会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
资本账户开放的必要条件，是具有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目前国内银行体系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由于利差补贴和经济周期下滑，高盈利状态难以维持。宏观环境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当前首要任务决不是放开外汇管制。
另外，中国人均收入很低，居民抗风险能力很弱。日本199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时，人均收入已达25000美元，目前美国已达43000美元，金融危机对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大。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老百姓是不堪承受之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国际金融系统风险已高度积累。全球金融资本也正在寻找避风港和投资出路，大规模资本流入中国，而中国再大规模对外投资，必然会面临国际市场崩溃和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
2015年前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当前金融开放应该是服务的开放。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外国投资银行和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开设更多的分公司，直接给中国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其促进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金融业的竞争，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性价比，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比如，目前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发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请外国公司代为管理，国内居民交两笔服务费。为什么不让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向国内居民发行QDII？
另外，还可以促进金融人才的集聚和全面的金融创新，并激活国内金融机构创新动力机制和进取精神。
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不利于国内金融部门获取行政垄断利润。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政策特区”不如“市场竞争”
最近两三年来，已有天津、深圳、北京、上海和广东多个省市政府发布相关决定或条例，促进金融中心的建设。这表明地方政府间新一轮的竞争，已从制造业转向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具有高额行政垄断利润的金融业。其主要着力点在于争取中央政府给予先行先试的特权。在中央政府对金融业实行高度行政管制和高度保护背景下，这是地方政府的一种理性选择。
问题在于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与制成品的贸易有本质上的不同。金融业务几乎没有运输成本，是信息、资金和服务综合在一起的无空间摩擦的流动。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只有众多的全球金融交易网络，而没有成功的金融特区。虽然除了岛国外也有一些国家建立过离岸金融中心，但它们都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比较负面的角色。
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是，全面推进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和开放，而让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上开展良性的竞争。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潘英丽
日期：200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