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有钱，产业方能升级
- 时间：2008-08-22 09:01
■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只是表征，各种造成内需不畅的政经规制才是根源。在操作层面，虽然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但在中国还存在巨量初级劳动力人口的基本国情下，消费升级应当优先于产业升级
■改变制度性内需不足，建立一个灵活的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体系，已成当务之急。这要下决心打通体制内体制外，建立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
最近开始有一些好消息。8月15日，央行建议民间借贷合法化，认为它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有利于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不过，信贷市场作为间接融资的补充，毕竟属于救急式的局部变革。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扩大以全民富裕为基础的内需；而扩大内需，则须大力发展一个灵活、弹性、全民分享、公共参与的资本市场，全面改革体制内与体制外分别对待的二元结构，突破经济要素有效组合的体制瓶颈，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尽快走出产能过剩、输入型通胀和流动性过剩的三重危机。
中美经济：刀尖上的平衡还在剧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从事初级制造业，发达国家从事金融服务和高新技术业，这个产业链分工让双方各自利用比较优势，实现了财富创造。在最初阶段，新兴工业国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可谓完美双赢。各国都在享受一场皆大欢喜的全球盛宴。
悄悄破坏“完美双赢”的是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一双在亚洲生产成本为5美元的耐克鞋，在美国可能要100美元。如此便宜的商品，使美国家庭的消费冲动几乎不可遏止。只要发达国家能从新兴工业国获得廉价的工业制成品，那么它们就会继续买进。因此，这种货币流失，是国际市场规则确立后，全球化产业资本转移的必然结果，贸易壁垒和汇率战并不能改变这种逆差。
贸易逆差表现为货币的流失，发达国家并没有因此变穷反而变富的原因在于，其财富增加由两个因素组成：一是由出口贸易带来的货币增加，一是由金融资本操纵的价值重估。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价值重估，来弥补贸易逆差带来的货币流失。
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667亿美元。在贸易逆差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必须用金融商品输出所得的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贸易项下的逆差。这个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各国在美国本土购买的股票和地产。早在2004年，巴菲特就计算，美国资产总额为50万亿美元，美国内债外债总计为42万亿美元，按债务增长速度计算，2007年美国资产就会全部卖光。一旦没有资产可供出售，国际资本的流入就会停止。为了抵偿贸易逆差，美国只能以增发通货的方式支付进口，而增发通货的依据又主要是对房产和股票的价值重估。以价值重估为手段的泡沫经济破灭之时，就是美国本轮经济增长的终结之时。
中国严重依赖美国金融泡沫。只有金融泡沫可以维持美国人高涨的消费信心，吸收中国的巨大产能。因此2007年年底房地产泡沫——次级债爆发，对中国出口的冲击极大。更严峻的是，长期巨大贸易顺差与内需匮乏并存，开始诱发越演越烈的流动性过剩。这些贸易顺差又难以转化为真实内需，迫使央行发行等量的货币增额，从而使流动性过剩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如果流动性得不到有效治理，中国将陷入单一紧缩或扩张政策都无法医治的经济滞胀。
宏调边界：无法兼顾“保增长”与“反通胀”
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放慢脚步”，实施通货紧缩，控制物价上涨，在稳定的前提下求发展。根据官方估算，“慢”的底线是维持每年8%的增长，以吸收当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但是，当前央行唱主角的货币政策，作为传统调控手段的延续，已不足以应付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和日益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随着新的经济周期的到来，中国经济已经与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控起因、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环境都已经完全不同，片面采用以控制需求为主旨的货币手段可能是缘木求鱼。
和上世纪90年代“软着陆”比较，当今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
其一，本次通货膨胀起因是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拉动。
其二，中国社会的流动性集中在体制内部而不是市场。本次调控对象针对的多数是竞争性企业，却没有触动强势集团的利益，这种结构性的流动性只是强化了最需要改革的体制内流动性，资源难以配置到最需要资金的竞争性企业。
此外，当今是产能过剩时代而不是产能不足时代，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重新配置资源，进行以精细加工为方向的痛苦转型，但货币紧缩政策极度压缩了资本市场，不利于中国的第二轮产业升级。
最要紧的是，单纯的货币紧缩只是暂时放缓了通货膨胀的步伐，却严重影响了民生。由于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和教育制度改革导致的“三座大山”，使当今的内需已经严重萎靡，民众对调控的预期悲观。2007年中国部分居民节衣缩食30年奋斗积累的社会财富遭遇金融市场的洗劫，中小投资者受损，这与以往的多赢局面显然有很大区别。
如果说以控制需求为目的的单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那么以提高内需为目的、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能解决当前的问题？比如在降低个税，增加工资，提高国民福利待遇，减企业所得税等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政府最近都有所行动。
但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损害企业竞争力。中国劳动力价格持续落后于社会总财富增长，民生取向的财政政策，只能延缓而不能反转这个趋势。中国的投资拉动已经走到了极限。可以说，财政政策的潜力已经空间不大。
内需乏力：逼不出一个“产业升级”
由于“关起门来搞调控”的单一货币和财政手段已经无处着力，许多人提出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以本次经济周期为契机，加快产业升级。
政府主导的教育研发体制，也根本无法支撑未来的产业升级重任。1998年以来的科研工程项目所投入的巨资，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是社会科学，究竟有多大成效?中国大学衙门化、行政化的学术研究状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境地。
鉴于重化工产业升级存在的诸多致命问题，有人认为，关键不在于选择何种产业类型，而在于产业类型背后的价值创造。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劳动成本已经不成为最重要的竞争因素，创造高附加值才是正道。因此，中国经济需要进行“6＋1产业链高效整合”，掌握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高利润的非制造环节，才能逐步走出现在的泥潭。
但显然，产业价值链的那个“6”，在当前也不具备可行性。美国公司之所以能创造高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其本土存在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没有旺盛的需求，那些所谓的“6”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产业链整合并不复杂，中国人商业的创新智慧决不会低于美国人，之所以不能做到6，原因就在于，做1的创新成本远远小于做6的创新成本。在国内，企业家进行产业链整合时要面临各种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在海外，由于服务业本身特有的本土性、政治性、强者占优性，我国“走出去”的业务多数铩羽而归，只在第三世界国家还略有所得；因此，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所谓的产业链整合只存在一些说服力不强的孤证。
总体看来，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无法同时解决政经结构滞后与产能过剩并存的两难。流动性过剩，根源是当前的经济运行体制造成的制度性内需不足，因此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只是表征，各种造成内需不畅的政经规制才是根源。在操作层面，虽然产业升级是必由之路，但在中国还存在巨量初级劳动力人口的基本国情下，消费升级应当优先于产业升级。
改革资本市场：释放公众经济参与
改革当前的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以适应生产力变化，扩大内需、为产业升级提供制度支持，才是正解。当前的紧缩政策的基本局限在于，钱是用来花的，不是来储蓄的，钱之所以花不出去，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政府之外的财富分配体系。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与国有经济共存却不共荣的半市场化生产体系。
解决的最佳出路，在于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渐进式调整二元经济体制，为扩大内需和产业链整合做基础性准备。底线竞争驱动的产能过剩，是中国政治权力结构运行的必然，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无法同时达到产能过剩调整与权力结构调整这两个目的，目前只有资本市场才能起到一石双鸟的作用。
首先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国民收入，以灵活、有弹性的方式扩大国民内需。
在发达国家，工资增长速度的缓慢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但他们的低工资民众有机会在更灵活的资本金融市场去寻求补偿。和过度的福利政策相比，这种减轻单个企业负担、民众分享整个经济增长成果的国策，更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其次，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动员国民参与公共决策。在中国，不仅需要监督官员，更需要监督的是官员们掌握的国有资源。在民众的政治诉求还很模糊的前提下，可以让公民以投资者的身份，获得他们缺失已久的公共经济参与权。这个被条块分割和行政层级所囚禁的半市场经济，需要更公正、透明、诚信的产业发展和国民分配决策。
这个思路可能比“私有化”或排斥公众参与的封闭式经济改革更有效。强调经济的公共参与，并不意味着认同有些学者的“私有化”思维。各类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想好如何防范权贵资本主义之前，中国进行私有化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公平。
结论已经较为清晰：由于当前的行政框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单一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以发展资本市场为纽带进行综合改革，建立一个灵活的国民收入分配和投资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中国A股是产业整合的助推平台，也是民生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作为点燃内需的重要引擎，股市一系列的制度重建也刻不容缓。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周翼虎
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