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0观点
- 时间：2019-01-30 10:51
2018年必将被历史铭记。这一年，我们用汗水、我们用创造、我们用全国各族人民汇聚起的磅礴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收获了丰硕成果；这一年，我们用信心、我们用定力、我们用5000年文明熔铸的拼搏精神，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留下了铿锵足印。
2018年，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在这一年开篇走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一年快马加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励精图治，迎难而上，历经风雨，一路凯歌。在推进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儿女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上，思想理论界百家争鸣、风云激荡，各种有价值的新观点、好观点百花齐放，点亮了思想理论的火炬，吹响了时代精神的号角。
年度100个观点评选是人民论坛的年度思想盛会。人民论坛一直致力于打造最具价值的观点产品，从2010年起，连续多年对思想界年度最新观点成果进行梳理，探寻这些观点背后跳动的时代脉搏，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重大思想理论创新与传播。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大潮卷积着思想的“浪花”奔涌而来。人民论坛历时两个半月，精心调查研究、认真追踪梳理，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多轮筛选、专家评审等数个阶段，最终评选出2018年度值得关注的100个观点。
对这100个观点的评选，我们遵循以下标准：一是关注度高，影响较大；二是权威性强，见解深刻；三是富有新意，针对性强。评选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8年11月1日—30日，初步评选。人民论坛根据以上评选标准，以重要事件、热点话题、重要人物为线索，运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理论观点的追踪、抓取，以各大思想理论类网站点击率、排行榜为重要参照，初步整理出精彩观点300个。
第二阶段，2018年12月1日—15日，学术期刊追踪。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重点跟踪各领域权威学术期刊，补充聚焦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权威学术观点。
第三阶段，2018年12月16日—31日，梳理整合。人民论坛按照关注度、影响力进行综合分类排序，评选出精彩理论观点150个。
第四阶段，2019年1月1日—20日，专家推荐与评审。邀请国内各领域30余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审委员，对初选出的150个观点进行评审，并补充推荐理论观点。最终综合各方意见，评选出2018年度最值得关注的100个观点。
这100个观点分为以下六大版块，其中包括：政治类观点、经济类观点、社会类观点、文化类观点、调查类观点和海外看中国观点。
2018年是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一年，理论界表现活跃，思想与改革的互动更加凸显。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模式；经济稳增长促改革、民营企业发展、金融风险管控、贸易摩擦应对；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乡村振兴与土地政策、扶贫攻坚、生态文明；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等各领域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提出了很多极富价值的好观点，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了建设性参考。
2018年，人民智库调查类观点也精彩纷呈，其中引用率最高的10个调查类观点客观体现当下社会公众对于国家政策、科技发展、人才、就业、住房、公众情绪、国际贸易与全球参与等相关议题的紧密关注，为社会舆情热点的调查分析指出了方向。
这一年，海外对于中国的评价更加积极，同时也更加理性，多国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对中国的扶贫攻坚、乡村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大部分专家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的上升，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充满期待。
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的思想变化也日新月异。应当说，思想观点的集结难以穷尽，也难以尽善尽美。而每一年我们都力求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希望这100个观点能为大家开启一次引发思考、带来启迪的精神之旅！
政治类 NO.1-NO.30
1.甄占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地气、贴人心、有温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接地气、贴人心、有温度，可亲、可学、可用，许多“金句”“名言”成为人们分析和阐明问题的常用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思想所蕴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照时代、观照现实、观照人们的实际感受，真正起到了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的作用，有力提升了人们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提升了人们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气象的信心决心和能力水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2.谢伏瞻：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国是个大国，是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代表人类进步力量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打破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路径依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和话语的教条，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渴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王浦劬：新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维主线，是以唯物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形成的政治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推进人民政治发展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入领会。——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光明日报》，2018年5月18日）
4.欧阳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原创性，主要特征是“新”，本质要求是“真”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言，“原创性”的主要特征是“新”，即发现的问题是新的，进行的探索是新的，得出的结论是新的；其本质要求是“真”，即从实际出发，能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其核心要义是“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在此原则和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一种是对老祖宗说过的话的发展和完善。一般说来，后一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中更为多见。——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求是》，2018年第10期）
5.何毅亭：改革开放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发端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一个崭新阶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远影响了世界。4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改革开放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都有它的道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6.孙业礼：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
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取得，都与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相联。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保持旺盛活力的奥妙所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全党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此来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以此来提高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求是》，2018年第12期）
7.贾立政：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
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战略定力、强大思想活力、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大制度建设能力，为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科学理论、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必须坚持和运用好这一宝贵经验。——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7日）
8.陶文昭：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方法
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的方法也是这样。我们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不断选择和不断调整的。中国改革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方法，我们都可以试、都可以干。毋宁说，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方法，以实践结果检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7日）
9.曲青山：党史研究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玄学，是充满战斗性的工作
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以谣言代替真实，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局部代替全局，以假设代替史实，肆意丑化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党史研究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玄学，党史工作不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思想斗争前线一项充满战斗性的工作。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需要长期坚持、做实工作，让历史发声，用史实说话，让真理击败谬误，用真相戳穿谎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长（《求是》，2018年第4期）
10.侯惠勤：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的经典之作，它一方面体现了破除一切思想禁锢、敢想敢闯敢干的开拓前进精神，另一方面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先进理论指导的科学态度。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解放思想，不是思想上的自由放任，更不是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它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以人民的利益和追求为中心，有领导地平稳有序地探索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红旗文稿》，2018年第22期）
11.辛鸣：走出认识误区是检验真理的前提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对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的真理是否还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被大家想当然地、习惯性地当作真理的一些观点、看法、论断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40年的思想解放历程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拆穿谬误把戏的“照妖镜”。我们要经常把实践这一法宝用起来，来检一检、验一验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做得好、做得对的继续做、大力做，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马上改正、坚决不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5日）
12.蒲国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彻底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中去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图谱上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中国梦”既不是莫尔等人所幻想的乌托邦，也不是欧文等人所设计的“新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它所从中脱胎出来的苏联模式，更不同于各种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当今世界各色各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活生生的实践，是彻底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13.房宁：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民族前途命运之所系。现在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最后的最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并不是“凯歌行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越是接近成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而会越多，风险会越大。许多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是在取得一定进步后半途而废的。那些国家半途而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化带来了多元化，多元化中产生的利益集团的扩张性利益诉求，由此形成一种专注发展成果的“分配性激励”趋势。这一趋势发展起来导致了社会矛盾大幅上升，社会议题从专注生产转向瓜分成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往往就要功亏一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环球时报》，2018年11月8日）
14.陈明明：中国“政党—人民”的结构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福利分配和政治参与
在中国，“政党—人民”结构的发动机是政党，政党通过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动员和团结各劳动阶层群众，形成国家与人民的整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政治的过程。它意味着整体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经由阶级划分和政党动员，形成群众和人民的重合来实现人民民主政治，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福利分配和政治参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5.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表现出了继承性与创新性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包含了五个核心要素，即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也表现为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渐进转变。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既因为高度共享的核心词表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继承性，也因为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独立词而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导（《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6.俞可平：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为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主治理的崭新变化以及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而且可以发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7.燕继荣：“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及其发展历程，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均衡性意义。一个国家，要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要治理，也不能只求治理而不谋发展。“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虽是中国的事情，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是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的。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6日）
18.桑玉成：培育人民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
培育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共识，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增强人民群众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和认同，进而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注重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在人民内部进行广泛协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效集中民智、调动民力。——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日报》，2018年1月15日）
19.刘帮成：“优秀轮流当”的“平均主义”严重背离了评优评先的初衷
评优评先致力于奖励优秀、鞭策后进，推进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是一种激励安排，而这种激励机制是建立在干部的工作实绩和表现基础上的，而不是简单地搞“平均主义”。那种不论工作好坏，“优秀轮流当”的“平均主义”做法，严重背离了评优评先的初衷。评优评先强调“平均主义”虽能给整个部门带来暂时的和谐氛围，却对整个部门未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利于部门整体绩效的提升，同时对干部自身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上）
20.尚虎平：“虚假勤政”源于一些责任意识欠缺的公务人员以凸显行政“形式与过程”来回避令人不满的行政结果
扎扎实实搞形式、忙忙碌碌走过场式的“虚假勤政”，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国家对“懒政”“怠政”类行政不作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后果，但实际上其产生源于行政组织运行内在规律。即行政管理都是一个客观的系统过程，包括需求—投入—生产—结果4个基本环节。在现实社会中，为了不“惹祸上身”，避免被“结果问责”，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工作者便淡化行政管理结果环节，转而强调行政形式、行政过程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21.常健：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本质上是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一种恶性循环
所谓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实际是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一种恶性循环。其基本运行方式是：一项政策在常规状态下处于弹性执行状态；由某一突发事件导致来自上级和民众的压力骤增，于是通过突击式的专项行动实现政策刚性执行；当上级行政压力和民众社会压力降低后，又恢复到以往弹性执行状态；此后出现新的突发事件，导致上级行政压力和民众社会压力再次急速上升，便会再次出现运动式的刚性执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3月下）
22.周少来：“马上就办”应以“按规矩办”为前提
“马上就办”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马上就办”应以“按规矩办”为前提和基础，办事对象、办事内容、办事程序、办事条件、办事监督评价等都应严格遵守“按规矩办”的政治原则和组织要求。只有“马上就办”运行在党纪国法的正确轨道上，前行在“按规矩办”的法治道路中，才能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项目首席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
23.谢志强：领导干部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是为了提升工作能力而阅读
领导干部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不是为了消遣而阅读，而是为了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领导干部的级别、职责、工作内容、任务目标、工作阶段等要素各不相同，各人的社会角色、工作角色、家庭角色、社群角色等形态各异，对自己应当首先做的事情以及应当提高的能力和水平，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先弄清楚自己缺什么，应当补什么、读什么，以利于准确地确立阅读主题，增强阅读的针对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出版》，2018年第13期）
24.李瑞昌：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
要突破科层组织的“封闭性”和化解“问责困境”，必须完善人民问责机制，让公职人员直接面对社会。要建章立制，推进基层公职人员与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制度化；要立规矩、建机构，设置具体程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公务行为之中，组建专门机构协调人民与公务部门之间关系；要立法定规，完善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在政策过程中接受人民问责的制度机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
25.卓泽渊：司法改革需要真正的创新
当前，创新被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司法要改革，创新要重视，都是对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司法中的创新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必须要讲科学性，要符合法治发展的科学性要求。否则，违背法治规律及其科学性的改革或者创新都必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它不是应然的改革，也不是应然的创新，而是徒具改革与创新虚名的瞎折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人民法治》，2018年第3期）
26.马怀德：监察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规范
监察法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制定《监察法》，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的有机统一、协调匹配。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强化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机构结合，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紫光阁》，2018年第4期）
27.骆伟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做到不误解、不曲解，不变形、不走样
只要能够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的事业就能够得到发展并取得成果。反之，就会受到干扰和阻碍。所以，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理论层面，要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不误解、不曲解。在实践层面，要做到坚定不移地执行，不变形、不走样。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保障“一国两制”实施的基本条件，也是澳门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的经验之一。——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1月上）
28.赵可金：民间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将丰富的中外民间交流资源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外交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理论体系，以指导新时代的民间外交，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新时代的民间外交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群众史观与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推进民间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12月上）
29.苏长和：西方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
就逻辑而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存在一个偷换概念的谬误，就是通过系统的学术和宣传工程将本是一种对抗式的制度体系说成是一种普遍性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从本质上看，对抗式制度体系并不是民主。现在世界上不少地区都模仿了对抗式制度体系，这就在内部政治中经常造成互相否决和对抗的状态，互相否决不仅发生在同代之间，还发生在代际之间，这几乎成为现代世界政治以及世界秩序构建的一大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2日）
30.赵绪生：警惕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西方围绕中国发展问题频频提出各种陷阱说，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面对新时代思想观念多元化和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我们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避免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话语陷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红旗文稿》，2018年第19期）
经济类 NO.31-NO.50
31.厉以宁：中国当前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
中国今天进一步发展经济，已经不能是单纯引进来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是GDP结构远远不如英国。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那么经济实力也将无法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走上新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大公网，2018年12月23日）
32.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潜能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由于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中国经济要由“爬高山”转向“填洼地”。中国经济“洼地”主要表现在“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效率洼地”是由于限制准入、缺少竞争、效率低下而被抑制的供给和需求。“分配洼地”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未能释放的需求和供给。“效率洼地”可以提升供给也能增加需求，打通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通道，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能否和如何合法化等。“分配洼地”主要着力点在于脱贫攻坚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和消费能力。——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28日）
33.林毅夫：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因此拿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必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与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能够指导人们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比较相似，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有比较大的帮助。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思想，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差、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竞争优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上）
34.李伟：我国已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参与者和建设者
过去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直接，现在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过去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正逐步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如何在一个开放大国的框架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求是》，2018年第16期）
35.李稻葵：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中美关系当前的问题是由两国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而引起的。美国正在进入“更年期”，从过去“蓬勃向上”的美国退回“光荣孤立”的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中国进入了“青春期”。当“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就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美国不会和中国撕破脸，因为双方利益交融太多。中美关系在未来十年是一个重要的磨合期，要通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期达到新的均衡。——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大公网，2018年7月8日）
36.刘鹤：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
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中国正在成为最有投资价值的市场，泡沫已经大大缩小，上市公司质量正在改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所以很多机构建议对中国股市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对这些评估，相信投资者会作出理性判断。可以说，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华网，2018年10月19日 ）
37.朱民：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再出现一次金融危机的概率很高
美国金融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可避免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波动。美国的股票市场在历史新高、估值在历史新高、市盈率在历史新高、风险在历史新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一个谨慎的、稳健的、透明的操作，市场预期和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匹配，可以比较好地缓和渡过这个周期。如果政策透明度不够，和市场预期不符合，产生误读、误解，或如果有大的政治不确定性产生大的市场波动，我觉得再次出现市场大的波动不是不可能的。2018年市场出现大的波动，还不至于崩盘，但是在两到三年里，市场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是很高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凤凰网财经，2018年4月10日）
38.郑必坚：大市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今天，总体上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国内大市场已经形成，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一大法宝。这个大市场的优势是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他们代表着巨大的消费能力。这个大市场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参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多方面的历练进程当中发展和接近成熟的。这样一个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开放力度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这个大市场已经成为具有相当强大的适应力、增长力、吸引力，是发自激起内部不懈的动力。——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新浪财经，2018年11月2日）
39.刘伟：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引导性指标曾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GDP有其局限性，新发展理念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不过也要意识到，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不唯GDP论英雄，是对过往片面强调GDP的纠正。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GDP只有8000多美元，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GDP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须继续推进对GDP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经济参考报》，2018年4月11日）
40.刘尚希：制度创新是最大的降成本
改革式降成本主要是降低制度成本或宏观成本。降低微观成本主要通过企业自身挖潜，降低制度成本则需要政府来主导。制度成本包括各种体制机制的不合理，是改革滞后带来的成本，它会体现在企业的各类要素成本、税费成本、社会成本等方面，仅靠单纯的政策式降成本难以真正降低制度成本。改革式降成本要以“破”和“立”来实现“降”：一是要破旧体制，破除不利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瓶颈和制度壁垒；二是要建立新体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2018年7月27日）
41.高培勇：以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必须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
在过去所有的政策目标条件下，我们的减税降费往往是以增列赤字作为来源，如果不是增列赤字，而是降低政府支出，通过减税降费实现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又会被政府支出的削减所抵消，因此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在扩需求的目标条件下，减税降费无疑要以扩大赤字为支撑。但是，换一个角度，降成本为目标的减税降费，为了给企业真正意义上减税降费，我们必须走节用裕民的道路，节约政府的支出来帮助或补贴企业和居民。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就必须要求以缩减政府支出为基本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2018年11月22日）
42.蔡昉：开发老龄人口红利大有可为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日报》，2018年10月18日）
43.楼继伟：去杠杆周期需要三年左右
降杠杆去风险要讲究顺序和步骤，尽量降低痛苦。在顺序上，金融机构自身加杠杆，通过各种渠道操作，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是首当其冲需要加强监管的。当然，对引诱式借贷实为诈骗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对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要尽力遏制，并给予正规的出路。然后是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如何逐步降杠杆。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对降杠杆周期的判断也更加明确，不会太短，需要三年左右。——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财政部部长（财新网，2018年9月17日）
44.白重恩：帮扶企业应由“特惠模式”向“普惠模式”过渡
过去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在当前的阶段，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其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措施来完善普惠制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9月16日）
45.张占斌：要在政治上信任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和我们党在政治上的重要同盟者。在政治上信任民营企业家，首先是要稳定预期，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给信心比给政策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提醒我们，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地位的言论都不要听、不要信，这是一颗新时代稳定民营经济发展的定心丸。其次是完善民营企业家正向激励机制。加大产权保护，依法甄别纠正涉及民企的冤错案件，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建立鼓励“为官有为”的激励制度和和惩戒“为官不为”的处罚制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中）
46.何德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战而有策、战而有备、战而有术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效安全的金融。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必须做到战而有策、战而有备、战而有术。“战而有策”，就是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指引，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战而有备”，就是要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做到胸中有数，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战而有术”，就是要做到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密切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求是》，2018年第13期）
47.巴曙松：金融体系要积极为新经济业态服务
金融业要想与新经济的发展趋势形成良性互动，需要改变长期以来金融业所习惯的为传统经济、“基础设施+房地产”经济服务的方式。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其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增长规模有多大。新经济企业的技术创新首先靠研发，其次就是靠资本市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创新型企业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但成长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较高。金融体系能否做一些调整创新，对接新经济的业态，有巨大的空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人民日报》，2018年9月10日）
48.钟茂初：资源型城市的先进产能承接落后产能之后，必须逐步改造原有的营商环境和“潜规则”
资源型城市要想形成其新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解决现有的各种瓶颈，如社会负担过重、制度成本偏高等。因此，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重蹈覆辙。先进产能承接落后产能之后，必须逐步改造原有的营商环境和“潜规则”，实现市场化、契约化、制度化、法治化，大幅降低其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否则，一旦加重承接企业的成本负担，则承接企业很快就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治理》周刊，2018年第24期）
49.孙健敏：警惕“人才争夺战”带来的派生效应及隐患
2018年，为吸引更多人才，各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加码。我们在认识“人才争夺战”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派生效应，甚至是可能导致的隐患。首先，“人才争夺战”可能会导致制度建设被忽视、地区差距拉大，富裕地区、发达地区更容易吸引人才，以至于人才过剩；而欠发达地区相对不容易吸引人才，使得人才配置更加不协调，出现结构性失衡。其次，可能会忽视人才成长规律，导致待遇差距出现，加剧不公平感。最后，可能导致人才的解读片面化，目前各地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基本集中在物质方面，而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5月下）
50.王飞跃：对于智能时代，要有期待之心、敬畏之心、平常之心
社会上许多观点，如“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特别是“人工智能很快将使50%甚至70%的工人失业”等看法，使得一些百姓心生不安。正如历史上机器的大量出现、计算机的普及一样，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阶段。对于新的智能时代，首先，我们要有期待之心，因为这是时代的召唤；其次，我们要怀敬畏之心，因为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最后，我们还要持平常之心，因为智能技术同其他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只要合理利用，必将像农业、工业和信息技术一样，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发展。未来不是人工智能将使50%-70%的工人失业，而是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90%以上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月中）
社会类 NO.51-NO.67
51.李培林：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
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打破了犯罪率随着现代化推进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非正常上访量等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指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成为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虚拟社会不再是法外之地。我国社会总体安全的好局面，实属来之不易，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
52.王思斌：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含混、从属到相对清晰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社会政策混合于经济政策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型社会政策。21世纪初，随着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断深入，社会政策理念逐渐清晰，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大量社会政策的集中出台，这一阶段的社会政策是补缺型或补偿性的。2012年之后，社会政策进入科学化、制度化阶段，同时在标准、过程、目标上强调制度化、精准化。这些重要变化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相适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2018年第6期）
53.熊跃根：由传统的补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迈进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由补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迈进。普惠型民生制度既不同于过去的以孤寡老人、残疾人、弃婴等在内的特殊困难群体需要为主的补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于福利国家统一的、均等的高福利体制，而是基于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民生保障制度，意味着社会政策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受惠人群由过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会公民扩展，从而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提升公民的尊严与获得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光明日报》，2018年1月12日）
54.刘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橄榄型。中国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要大，新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模却比发达国家要小，农民阶层的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地区间阶层结构的差别甚至大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可以用“橄榄型”来描述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结构。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55.李路路：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机会在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
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既得利益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担心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会影响到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
56．党国英：乡村振兴的规划须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
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不多，农民实际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我国有的村庄大搞绿地、大广场，甚至亭台楼阁、华表石雕等，乡村规划须对此类情形加以警惕，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让农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
57.叶敬忠：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
当前，小农农业经营方式被纳入资本化农业的低端环节抑或消亡，应清除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的思想。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农村劳动力的抽离、“三留守”问题以及农村空心化的出现等，都值得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58.景跃进：要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庄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
村庄治理结构的多样性应当成为留住“乡愁”的一种内在关切。未来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将是丰富多彩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类型亦是如此。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我们应当力戒简单化的齐一思维，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庄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应鼓励和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的适合本地情况的治理结构；应适度下放乡镇、行政村设置和管理权限，尽量减少体制层面的一刀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治理研究》，2018年第1期）
59.孔祥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正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今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上。对于中国2.3亿农户，应该保障其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的权利。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而绝不可能是大规模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60.张彦：警惕扶贫攻坚战中的急躁和厌战情绪
扶贫攻坚是充分调配各级地方和各部门要素资源的联合作战，决胜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级机关部门都立下军令状，志在一鼓作气、最后攻关。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惜采取“数字脱贫”等投机方式，而这与急功近利和消极倦怠厌战两种情绪的存在不无关系。扶贫事业关键在人，主观上能动作用的钝化，势必影响决胜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须克服不良情绪，稳扎稳打推进扶贫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8月上）
61.郑风田：深化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流转
探索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坚持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流转，不仅在村庄内部和县域农村户籍内部流转，而且应该允许在城乡间流转。流转期限可长可短，最长可以向国有土地流转看齐，即70年。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必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防止公权力侵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上）
62.樊纲：“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仍适用于当下的改革
任何一个体制都会有既得利益。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只要有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问题。基本的办法可以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同时发展新体制。这就使得一个“非帕累托”变成了“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中国的宝贵经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在现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产税等，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网，2018年11月29日）
63.郑功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真正成熟和定形还有过程
公务员从免费的或者非缴费型的退休金制度改成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制度，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在于双轨制在制度的层面上已经加以改变，大家都要缴费，积累资金，在制度层面是接轨的。尽管双轨制的制度痕迹消除了，但当时人们期望的待遇差距迅速缩小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日报》，2018年3月8日）
64．杨菊华：流动人口更期待在城市拥有住房
流动人口在流人城市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城市生活空间也有了新的期待；在因务工经商增加收入时，更加注重家庭团聚、子女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实现这些诉求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稳定的居所。“租来的是房子不是家”道出了无数人对房子的渴求，对属于自己小天地的热盼，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辛酸。住房对流动人口而言，既承载了在城市奋斗的希望，更凝结了他们对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及对家的期盼。——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65.杨华：当前农村新一代年轻女性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
当前农村年轻女性的私密生活正在兴起，这是农村家庭权力天平向年轻人倾斜、代际关系轴心转换以及夫妻关系爱情化的结果，彰显的是农村年轻女性个体化构建的努力。对于她们来说，村庄已不再是她们精神与心灵的归属之所。她们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越来越在乎个体的身体、情感和精神体验，并退出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交往规则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
66.刘胜枝：青年秀文化背后体现着青年群体复杂多元的社会心态
网生代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心态，屌丝群体追求愉悦、幽默搞笑的娱乐心态，主播群体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心态，底层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围和宣泄心态以及空巢青年虚拟生存的孤独心态……这些心态反映着青年群体的社会生存和心理状态，也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商业驱动下的青年秀文化本身，需要加以规范，用更为健康的文化来影响青年群体的心态，形成良性循环。——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67.陈歆磊：“锦鲤”营销把握了消费者占便宜的心态
营销的本质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消费者要想防范虚假营销，最关键的是不要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某些“锦鲤”营销已涉嫌欺诈，其成功的核心就是把握了消费者占便宜的心态，本质上和电信诈骗并没有区别。当前，由于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一些法律法规还存在滞后或空白，消费者需注意保护自身权益，工商部门也应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健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新华网，2018年10月28日）
文化类 NO.68-NO.80
68.叶小文：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决不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9日）
69.王宁：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
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以本土的因素渗入到全球化的话语中，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中国当前已进入了一个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建设的主导下，中国正经历着一种“脱贫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实践，旨在将中国从一个“出口劳务”的第三世界大国转变为一个“输出高科技”和“输出文化”的发达国家，就文化理论而言，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转变为一个“理论生产”大国。——清华大学外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70.陈先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培养创造更多文化名人和名篇巨著
文化名人和传世巨著的出现，并非累世能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创造条件以培养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现更多的名篇巨著。只有群星灿烂、高峰迭起、蔚为壮观，才是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应该有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样子。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不辜负我们的党、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动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层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
71.崔唯航：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
面对世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说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为了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症”，发展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整合中国传统话语和西方话语资源；以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为骨架，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上）
72.冯颜利：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不忘本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不断作贡献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人民日报》，2018年9月17日）
73.项久雨：“塔式结构”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动力
以“塔式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方能理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塔式结构”的基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扎根效应”；“塔式结构”的中坚是中国革命文化，本身有着强大的“聚合效应”；“塔式结构”的顶端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本身有着强大的“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在恰当的形式与载体的支撑之下，“塔式结构”所内含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给予国人以强大的自信力量，在文化自信生成的过程中发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74.耿传明：理解传统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立场
我们既往对传统认识的偏颇，往往与我们现代观念的偏颇相关，我们被笼罩于这样一种主观化、片面化的“现代性”想象之中，没有走出主观自我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理解他者的能力。要让传统和历史开口说话，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双方之外拟设一个“第三方立场”，从比较超迈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11月下）
75.葛剑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清“传”和“承”
对待传统文化，要把“传”和“承”区分开来，一方面坚持无条件、有意识地“传”，另一方面要有选择、有条件地“承”。“传”是无条件、无差别的，要尽量把不自觉、无意识变成有自觉和有意识。“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起到“承”的作用。——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3日）
76.陈平原：“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
任何时候，过分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某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守，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突、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有个基轴不会变，这是人文学的意义。相对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太一样，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这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华日报》，2018年10月30日）
77.张汝伦：中国哲学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
哲学的体系性绝不等于哲学家可以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出一个体系来。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而问题总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在对时代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真实问题作为核心而构建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沦为思想史上陈旧的资料，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更不可能成为催生新的哲学体系的强大动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78.陈少峰：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从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角度讲，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的创意和营销提供新的思路。文化产品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看，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生活美学化的产业趋势要求文化产业向创意常态化方向发展，要将创意产业渗透到人们生活方式之中。事实上，创意更多被应用于营销领域，而不是产品领域，普通的产品如果营销做得很有创意，同样会给人震撼的感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新华网，2018年3月29日）
79.谢新洲：互联网的解构性不断改写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激励人们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
算法新闻成为当前重要的新媒体产品，它改变了传统新闻行业的把关机制，解构了记者、编辑的权威性以及传统的新闻生产管理制度。互联网的解构力量进入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更加显而易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产业界限、阶层关系、社会组织、文化类型、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呈现出颠覆传统的趋势。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到互联网思想的制度与精神层面，加剧了互联网思想的解构性。这一解构性不断改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激励人们居安思危，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80.黄楚新：新媒体时代要破除“信息茧房”
新媒体时代，用户一直在追求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信息茧房”中的人们似乎正享受着个性化信息的供给，但实际上可能已经陷入了工具奴隶的圈套而不自知。“信息茧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各新媒体平台忽略价值导向，转而以流量导向作为其运行的准则。由此，我们可以从媒体平台角度出发，建立起一套触发法则发挥作用的机制：以价值导向为核心要义，依靠技术驱动和平台赋能，聚焦内容价值的提升，让新媒体吸引法则起作用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中）
调查类 NO.81-NO.90
81. 公众对于科技发展态度“喜忧参半”
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科技发展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科学技术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工作效率提高”（46.6%），“交通更加快捷”（45.9%）和“娱乐更加多元化”（43.7%）是科技给公众带来感受最深刻的三个变化。同时，65.3%的受访者表示“我担心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从个人层面来看，科技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对自己带来潜在威胁，包括“科技的发展让自己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64.9%）、“人际情感沟通变少”（53.7 %）。——《国家治理》周刊，《科技发展会影响贫富差距吗？公众怎么看》，2018年第10期
82.公有制企业的员工较非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有更强的入党积极性
调查显示，公有制企业党员的比例（39.51%）高于非公有制企业（21.07%）。对于准备入党的非党员受访者，公有制企业非党员受访者有较强的入党意愿（52.92%），其比例高于非公有制企业（36.41%），而非公有制企业22.14%的非党员受访者表示没有考虑入党，占比高于公有制企业（14.39%）；受访者认为，企业员工是否会选择入党的关键因素在于“对党的信仰”（43.68%），28岁及以下受访者选择“对党的信仰”占比最高，达到55.64%。——《国家治理》周刊，《当前非公企业党建哪些工作亟待加强》，2018年第12期
83.当前社会仍然对于技术工人相关职业存在偏见
调查显示，96.33%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社会依旧存在对于技术工人的职业歧视或偏见”，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相关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不高”“身为技工赚的再多，说出去也丢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依旧在影响人们的人才择业观。相比较于从事技术工作的受访者，非从事技术工作的受访者更有信心，认为“偏见会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43.02%的技术工作从业者认为“职业偏见会越来越多”。来自直辖市与乡镇村的受访者对技术工人的职业偏见消除过于悲观，认为职业偏见会“越来越多”，而来自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受访者则相对乐观，认为今后职业偏见的状况会“越来越少”。——《国家治理》周刊，《关于高技能人才，公众有哪些期待》，2018年第13期
84.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将冲击国际经贸体系、激化“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社会思潮
调查显示，69.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擅自挑起贸易摩擦可能会“挑战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秩序”；50.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行径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冲击”。72.5%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激化贸易摩擦、企图制造贸易战的行为“可能再度刺激‘逆全球化’思潮”；64.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言行，可能“激化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与心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贸易摩擦中我国的表现与作为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人民论坛》，《关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公众怎么看》，2018年4月下
85.中国公众拥有深厚的天下情怀，支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拥护开放型世界经济
调查显示，公众对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呈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84.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和他国可以实现发展问题的互利共赢”。83.77%的受访者认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将开辟国家共赢之道”，84.17%的受访者认为“各国应积极行动，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84.1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更多机遇和经验”。——《国家治理》周刊，《中国公众的本土与全球化观念调查报告》，2018年第22期
86.“90后”群体比“80后”群体更容易受到人际困扰的影响
调查显示，“70后”“80后”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孤独水平不高。相比之下，老年群体在孝悌观变化、城市流动等影响下更易感受到孤独。受访者当中“90后”群体要比“80后”群体更容易受到人际困扰的影响并且更倾向表现出对生活的失望和悲观。科技因素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方面，网络使用加剧了孤独感，这种现象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中，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存在这种成瘾的现象。——《国家治理》周刊，《当前公众孤独感状况及其经济社会效应》，2018年第24期
87.相对于租房，公众更加认同买房所带来的安全感、融入感和成功感
调查显示，在各类住房观念中，“成家立业必须要有固定住所，即自有住房”“房子就是家，没有自己的住房就等于漂泊游荡”“宁可省吃俭用也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位列平均分最高的前三位。66.75%的受访者选择更倾向于买房住，不到三成受访者选择租房住，只有5.78%的受访者表示买房或者租房均无所谓。在选择买房的受访者中，37.23%的人表示买房是为了“结婚成家、购置婚房需要”。——《国家治理》周刊，《当前公众的居住观念调查报告》，2018年第26期
88.我国公众正在形成契约诚信
调查显示，有69.91%的受访者表示“社会中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有些社会行为没有明确的边界规范”。82.50%的受访者认同“诚信制度对维护市场经济中的各类关系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商品交换只有建立在公平、诚信的基础上才能顺利进行”。81.11%的受访者认为“市场经济繁荣需要诚信制度作为保障，陌生人社会的经济交易难以仅仅依靠诚信道德来维持，还需要法律和诚信制度来维护”。——《国家治理》周刊，《当前公众规则意识调查报告》，2018年第28期
89.近一半的公众呈现个人焦虑与社会焦虑“双高”的特征，近一半的公众也能够正确认识适度焦虑带来的积极意义
调查显示，44.5%的公众存在较高的国家社会焦虑与个人焦虑。焦虑对人们不完全是负面作用，一定程度的焦虑能够更好地让人们认清自己的处境，激励自己向前。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个观点，有近五成的受访者同意适度的焦虑“能让人产生工作动力”（46.4%）以及“能让人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40.7%）。——《国家治理》周刊，《当前公众的焦虑状况调查》，2018年第31期
90.公众期待国家政策加快落实，希望通过自我奋斗争取美好生活
调查显示，92.0%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对国家发展前景，决策者作了擘画，公众满怀期盼，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实”，91.9%的受访者认为“党政干部队伍需要推动发展的更强紧迫意识”。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奋斗，才不辜负伟大的新时代”。当前公众的奋斗状态健康，积极适中，70、80后是社会奋斗的中坚力量，90后根本不“佛系”。——《国家治理》周刊，《当前公众奋斗观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报告》，2018年第38期
海外看中国 NO.91-NO.100
91.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复杂问题，我们都相信保护主义不是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多国际合作、多边主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合作，正和国际社会一道探寻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全球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正在为世界许多地区带来和平，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联合国与中国的合作。——联合国秘书长（海外网，2018年9月6日）
92.奈尔·托马斯：中国并不谋求“世界支配地位”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命运共同体”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更深入的经济融合和政治对话可以缓和冲突、加强安全。中国正通过高度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来积极“构建”这个未来。这种“和平与发展”战略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和与大国的合作关系。 因此，“世界大国”或“世界支配地位”似乎不大可能是中国的重点。中国注意到了苏联在冷战期间犯下的过度对外扩张和敌视美国领导的体系的错误。与其他主要国家一样，中国正现在积极与国际秩序进行互动。——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研究员（参考消息网，2018年10月24日）
93.傅立民：中国改革开放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更多的机遇，“关上门”无疑是一个错误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经济奇迹来自于人民的创造力。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为改善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让美国消费者和工人都从中受益。由于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方，美国经济也获得了更多的机遇。在文化层面，改革开放使中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和游客人数大大增加。同时，因为同中国的交往，美国公众对世界的认知有了提升。因此，未来美国需要继续对中国保持开放，“关上门”无疑是一个错误选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驻华公使，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人民网，2018年11月21日）
94.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必然会接受中国更强大的事实
美国曾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安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内。但是，中国希望成为自己期待的中国，而不是美国期待的中国。由此，美国感觉到被逼迫，错误的感受被放大。然而现实是，中国将必然变得更大、更强，除非在发展的过程中偏离轨道，但这并不可能。因此，美国接受这个现实会非常痛苦，需要很长时间。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适应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环球时报》，2018年12月19日）
95.李熙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
中国坚持渐进改革，选择了“先试验后扩散”的模式；坚持集腋成裘，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地区，采取连接内陆的点线面战略等，实现从量的发展向质的发展；坚持思想解放，普通大众成为能动的主体力量。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有效的产业政策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向发达国家揭示了有效分配有限社会资源的长期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向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证明了重视深化改革和保持强大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战略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推进决策效率，保障政策的一贯性和延续性。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是为了国计民生谋福利的重要途径。——韩国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7日）
96.阿列克谢·马斯洛夫：中国的改革方式非常务实
中国的改革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反映国家特色和非常务实的：从西方借鉴一切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同时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广泛对外开放市场，但做得非常谨慎。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启动改革的同时，中国人并未放弃自己发展的独立性，而是将其发扬光大。此外，中国的执政阶层始终是面向社会的，中国领导人都有高度的责任感。——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参考消息网，2018年7月19日）
97.埃德蒙·费尔普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关键，在于本土创新能力
经济增长光靠出口商品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关键，在于本土创新能力，这背后是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还需要营造更适合创新的大环境，国有企业一般来说不太愿意冒险，只有私营部门才具备创新的优势，应该给予它们更多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这样才能够孕育出多元的本土创新。——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T中文网，2018年11月28日）
98.米歇尔·阿列塔：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重视公平、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中国全面振兴乡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助力经济改革，保证广大农民的福祉；二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发展政策，解决地区资源差异和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使农村和农业发展更为高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体现了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宗旨，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政策重视公平、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调节学派创始人，法国前总理经济顾问（《 人民日报 》，2018年1月31日）
99.小约翰·柯布：中国引领着世界的生态文明
中国已经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意识到仅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有误导性，转而寻求更科学的衡量标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从未间断。西方国家研究起步较早，也提出不少理念，但遗憾的是未能向社会广泛传播，更未付诸实践。中国则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的高度。——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绿色中国》，2018年第15期）
100.石静远：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借鉴西方体系里的元素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对于中国来说，吸收西方好的部分从来不是要变成西方，这是为了将这些部分作为成为更好的东西的阶梯。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替代品。中国公民了解美国的平均程度比美国公民了解中国的程度更高。自我力量是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一样重要。——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海外网，2018年11月7日）
来源：人民论坛网